好想大声说爱你
本文系杂志社约稿改编，选自《音乐往事》
星期日下雨，我无处可去，熟悉的城市可以联系的人所剩无几，循着少年时代一起唱歌跳舞的小伙伴发来的地址，打车到他开办的某一间音乐教室，就在静谧小路转弯的位置，一下车就听到琴音，没有任何喧哗，偶尔行人经过白色的玻璃琴房。我推门走进去，宽敞而紧凑的培训学校，在阴雨天显得明亮而轻松。教室左边是钢琴房，右边是楼梯，上层放着各种各样的吉他，下层有孩子在练习架子鼓，我问门口小姑娘：梁大娃在吗？
姑娘指了指里屋，我往里面走几步，走过练琴的少年，又走过练歌的房间，从背后看到梁大娃正在给学生拍手数节奏。他戴着灰黑格子花纹的贝雷帽，我敲了几下玻璃，他回头一见我，交代了学生几句话，马上就出来，说，走，我们去弹琴！他把正在练琴的几个学生吆到另一个房间，“起来，换位！”
学生站起来抱着琴谱，嬉皮笑脸地出去了，他们插科打诨，师徒之间完全没有紧张感，与我们当时习琴时的状态已完全不同。
我想到小时候每次去钢琴老师家都非常紧张，那时候俗称“还课”，顶多两次机会，还不了课就一直练，不努力的人，进度可想而知。
印象中有六个年头的暑假，我都很少出门玩耍，每天练琴七小时，巴哈、拜厄、车尔尼，这枯燥的过程培养着很多习惯，驯服着那颗猴子般狂放的心。坐不住的屁股、不够灵活的手、气急败坏的性格、三分钟热度的情感、缺乏坚韧的耐性……在这过程中考验一个人的坚决以及对选择的承担。从心动到枯燥，我逃避过，最终却依然爱着。在音乐的陪伴下，那四岁的琴童慢慢长大，耳朵里的音乐也不断变换，从古典到流行，再到痴迷摇滚的青春时代。
记得高一那年，大量音乐开始涌入我的生活，不管什么风格，我如饥似渴、不分好坏、来者不拒，就像一个新鲜夺目的世界，你越往里走，越看不到尽头，它明亮而璀璨，让人心花怒放。我开始听Nirvana，Queen，Metallica，Tori Amos，Pink Floyd，Rod Steward，小红莓，柠檬头……家里的书架上放着《灿烂涅槃》《摇滚圣经》《伤花怒放》，墙上贴满了海报，写满了歌词。
不久后，十七岁的姐姐与我们学校红领巾乐队的鼓手房七谈起了恋爱，我顺其自然和几个师姐，以及红领巾乐队的主唱大壮，吉他手颠子、朱哥，贝斯手海林，加上外校的梁大娃和刘翼一群人，越来越熟悉，到哪都在一起，这段生命中最重要的友谊圈，大概持续有六年之久，从高中，一直到大学结束。
红领巾乐队是当时我们学校唯一的校乐队，主唱大壮总是一副生命力无限的样子，抱着电吉他，站在高高的舞台上，眼里的光芒扫过全场，他最常唱的歌是那首《好想大声说爱你》，灌篮高手的主题曲。
那时候，我们的周末不是泡在某个人家里看排练，就是混迹于KTV一条街——可不是什么高级量贩，而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包间，个体户开的，一小时十块钱，我们时常鬼吼到凌晨，什么都唱，并不在乎任何曲风，从那时候开始，我格外喜欢老歌。除了Carpenter，还中意那首《The greatest love of all》，以及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翻来覆去听不腻的张国荣、陈百强、Beyond、许冠杰……唱完后已过12点，街道安静下来，一群人沿着河边，边走边哼，就像有永远哼不腻的旋律，你一句我一句，没有谁唱得更好，没有谁更优秀，没有明天。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比海里沙，勿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息间似雾化。”
我记得某个夜晚，走在路上唱到一半，一盏本来熄灭的路灯突然亮了，像星星一样。
那时候，我们对一些歌词似懂非懂。成长也许意味着，十年前以为听懂的某首歌，十年后才真的听懂了。初闻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
当年红领巾乐队学琴、练习、上台，都是大家共同进行的。刘翼说，他人生中第一次亲耳听到吉他的声音，是大壮和梁大娃在一起初学的时候，扫出来一个G和弦，那声音深深地刺激了他，有一种瞬间失重的感觉，整个人都呆住了。“当时我决定这辈子一定要学这门乐器……从此我脑子里就只有吉他，以及对吉他的幻想。”
其实仔细想想，当时两个初学者，和弦都按得不算很稳，大壮扫弦太用力，梁大娃用拨片也不是很顺手。但是声音一出来，已经足够了。
之后梁大娃一直不爱用拨片，他很喜欢指弹。玩过一段时间摇滚之后，有一次他对我说，其实吧，我最喜欢的还是流行音乐。
我这么多年依然记得他说这话的语气，如释重负。我们在理想中摸索，终会渐渐清晰自己真的想要什么。
然而，十几岁的确非常年轻，学业还在继续，总需要对前程有所交代。该过的关要过，该选的路要选。
有一次夜深人静之时，收到一首Mr Children的《くるみ》，MV的内容是一群中年人重新拾起少年时的梦想，虽然短暂一聚之后生活还是会继续，但是，放在心里的事物，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在被窝里哭着看完，那时候的眼泪真多啊。
红领巾乐队就这样像拳头一样握在一起，凝结成对音乐的一股热爱，不分彼此地相处了不长不短的时光，如今回头看，那段日子其实非常短暂，但是因为太投入而显得极其深刻，以至于好像过了十年之久。
很快，他们高三毕业，有人去了北京，有人去了重庆，大部分留在成都。那时候成都还不是网红城市，赵雷的《成都》还没诞生，小酒馆也没成为景点。听说刘翼的乐队也在小酒馆演出过，那时候的玉林西路，还只是一个酝酿梦想的地方。
还差一年半，就轮到我高考了。接近冬天的某个傍晚，我跟母亲认真谈了一次内心深处的想法，我说：“我要参加艺考，考电影学院。我数学不好，喜欢语文和音乐，电影是可以把文字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东西。”
这就是我当初唯一的理由。不是“因为喜欢电影啊。”那为什么喜欢电影呢？电影可以把文字和音乐放在一起，充满情感，活灵活现。不管是片面理解，还是理想主义，人生的一次重大笃定，大概就是这一天。
当时我心里有十分喜爱的人，但那是一段近乎渺茫的感情，一切都在变化着，我们都很年轻，默默承受着某种茫然，前途未卜，所有的情感都下落不明。临近十八岁，将要出发去艺考之前，我坐在城市广场的长椅上听耳机，喧哗的闹市中，耳朵里却只有音乐，我记得那首歌是Kathryn williams的《I started a joke》，望着不远处的空地，缓慢呼吸，这一幕，是我对那个年纪的最后记忆。
大学期间，我对音乐依然没死心，跟随《音乐时空》《滚石》《北青周刊》的记者姐姐到处看演出、做采访、扒录音。记得十九岁出头，有时候一晚上转四个场，从东城区的MAO livehouse，到愚公移山，到好运街的白兔，最后再打车去海淀的D22。玩得太晚，回不去宿舍，只好住姐姐家，睡着前还在听她讲去日本见Chara的故事，就是岩井俊二电影《梦旅人》里的Chara，她有着猫一般的嗓子。睡去之后，迷糊中又醒来，看到她还坐在电脑前写稿件。真是疯狂啊，那时候我们都是铁打的身子。
2009年，我买了一把吉他，两个月后，在寄到北京的路上坏了，没有修好，我从此也未再打吉他的主意。大三开始，我老老实实学专业、找工作，更多的生命课题纷至沓来，我难以招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暗夜，冲淡了我与音乐有关的练习。
那以后，我没有背着任何一个乐器走在路上。但与很多人一样，出门的时候，除了带手机、钥匙、钱包，还必须带耳机，仅此而已。与音乐的关系，只剩一种不由分说的包容。周围有疯玩班卓琴的艺术家，也有喜欢刘德华的外婆，只要有音乐存在，有人愿意为之歌唱，那就是美好的。
大学毕业之后，与红领巾乐队这个因为音乐而凝结的朋友圈逐渐瓦解。学生时代一起唱唱跳跳的小伙伴，从此分散在各个行业中。房七与姐姐分手多年，姐姐结婚生子，房七因为工作原因去了伊朗，海林做起了石英石生意，颠子当了吉他网课老师，刘翼做了IT，梁大娃开了餐饮店、火锅店，而后开了四家音乐培训学校。
梁大娃每次都叫我回家时记得去他的学校看看，而我常常匆匆来去，并没有机会拜访，就这么一年年拖延下去，这个冬天才见上面。
和梁大娃聊到一半，两个学生沮丧着脸走过来，他观察很敏锐，马上中断我们的谈话，问那十六七岁的孩子，怎么不高兴？
其中一个指了指另一个说：“有人说他没有弹琴的天赋，他还没想通”。梁大娃听了，气不打一处来：“我从小就被人说没天赋，说我学了这个又学那个，什么都没学通，但是我一直没停止在学，就是因为喜欢。你喜欢吗？你如果真喜欢，就有什么牌打什么牌，而不是一出生就手里一对2一对王一对尖4个K，有时候热爱就是天分啊！”
热爱就是天分，人时常会听进去很多外面的评价，却听不进、也不相信自己心里的声音。梁大娃绕来绕去，终于还是回到与音乐有关的工作中，稳稳站住，不打算回头了。
我从他那儿得知了每个人的近况，听了一圈，没有大壮。
“还有大壮呢？他的病好了吗？”我问。
“你不知道吗？大壮死了。去年一月就死了。”他看着我，轻轻说出那个锋利的字。“2018年我两个重要的朋友死了。”他翻出手机里大壮十几岁时坐在吉他边的照片。
记得当时，大壮是所有人中说话声音最大、最响亮、个头最高、成绩最好的，他总是热血沸腾，幽默而阳光，穿着帽衫，骑着赛车，聊得了数理化，造得出荤段子，走到哪里都带着微笑，他不喜欢麻烦别人，有什么事情都自己扛，却常常给朋友打气，是红领巾乐队的凝聚力。我几年前就知道大壮生病，却不知道他已经走了这么久。
“大壮死后，我们都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想做的事。我觉得你也应该继续练琴。”他一边说，一边拨弄琴弦。
你们体验过在地上久坐后，突然站起来，双腿的麻木和疼痛吗，也许这就是生命。当你身体痒了一秒，疼了一秒或舒适了一秒，这就如同我们的生命啊，生命，只是一瞬间的感受，倏然而过，一秒钟与一生，又有多大的区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去。
他们经历了大壮从确诊、化疗、修养、转移、再化疗、修养、恶化、死亡、火化、下葬的过程。最后的骨头，用铲子拍碎。而这就是与我们一起长大的人。
大壮去世之前，每天疯狂地练琴，也许最后的时光中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吉他。每次他们去找大壮，他就会秀一段新练的曲子，笑容如同十几岁的时候。他当时一定在想，要是还能活下去，什么都不要在乎了，就好好弄音乐吧。
也许在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去珍惜自己心爱的事物之时，便会全身心投入到每一个具体的瞬间。他肯定独自经历过非常害怕的时刻，但是他知道自己还有一把琴。
我看到大壮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中写着：“那时候的我，喜欢坐在录音机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录歌。在录音机前面，永远只有一次机会去记录声音，没有NG，也没有修饰。”
一次过去，没有NG，没有修饰。如同我们每个人的这一生。
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我与梁大娃有过一段对话：
“老师和家长都觉得是整天听歌看闲书害了我们，害我们成绩下降。”
“是这样吗？可又感觉是听歌看闲书在救我们。”
我们并没有得出好与不好的任何答案。但是对大壮来说，那曾经在他人眼里“害过”我们的事物——音乐和歌声，却一直陪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一个人健康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要求自己去完成那些世俗认为重要，但是其实对我们生命本质来说，并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赚钱名誉结婚生子，任何形式上的完成，也许都不是真正重要的。
人生的头等大事，是你是否真的去活过每一刻，真的做着对你来说重要的事，热烈地去推动、付出、去爱，不问前程。
音乐并未真正成为我的工作，也没有为我带来物质的财富。但它像海洋一般让年幼的惊惧拥有稳定，青春的荒蛮拥有生命，让我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记忆。对我而言，音乐就像最初的恋情，它不会给你任何世俗的结果、任何形式的承诺，它对太多人来说，似乎自然到想不起去谈论，你只是偶尔打开它、哼唱它，它就像你的家乡，而你可以一次次回去。
四岁的琴童、教室的落地窗、钢琴老师的手、时钟般的节拍器、音符与强弱符号、音乐家的名字、整抽屉的磁带、打结的耳机线、有吉他的旧仓库、边走边唱的凌晨、听着耳机流泪的夜晚……随着大壮的死去，支离破碎的少年时代，散落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位老友。永恒的红领巾乐队，永恒的《好想大声说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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