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地理学视野中，京畿之地必定是各个朝代的文学中心。曾大兴先生认为，“凡是享国在一百年以上的王朝，……其京畿之地都是文学家的分布重心之所在。”[1]560元代的大都（今北京）也不例外。北京，自金代成为北方政权的首都——中都，到元代成为全中国的首都。金元时期作为都城的北京成为文化中心，不仅荟萃了各地文士，本地也出现了众多文化世家，比如金代的大兴（今属北京）吕氏，家族成员中第者有六人，以六桂名其堂。其中吕延嗣、吕忠翰、吕造祖孙三代都为状元[1]。
元代比较突出的是宋氏家族，出现了宋本、宋褧兄弟，二人都考中了进士，这在科举长期中断又名额极少的元代难能可贵，而且二人为官有善政，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成就，值得关注。目前学术界对大都宋氏的研究尚不充分，相关论文只有一篇，即周雪根《宋褧生卒年辨》（《江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杨镰先生在考证宋本、宋褧的文集与存诗数量的基础上，对二人的诗歌成就有过精辟的论述。杨先生重点分析了宋本的《大都杂诗四首》，认为“他在馆阁诗人之中是游离在核心之外的一人”[2]311，杨先生对宋褧的评价更高，他认为宋褧的诗歌有长于讽喻的一面，其七言绝句韵味深长。宋本兄弟本为燕（今北京）人，曾随父宦游南方，这一家族带有元代南北文学交融的印记，本文将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对其家族文学作一探讨。
一、大都宋氏世系与宦游迁徙考
先对大都宋氏的世系略作考证。 据宋褧《燕石集》卷十五《故集贤直学士大中大夫经筵官兼国子祭酒宋公行状》、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三《元故翰林直学士赠国子祭酒范阳郡侯谥文清宋公墓志铭并序》等资料，宋本曾祖已经佚其名，其祖名珪，父名桢[2]，任忠翊校尉衡州路安仁县尹，兼劝农事。宋本兄弟至少四人，文献中多次说到“兄子彍”，可见宋本有兄，其详细情况待考。宋本初名克信，有弟克敏与褧，克敏曾任息州都监。宋本有一子，名诱，二女，婿杜俭、尚轨，皆国子生。宋褧二子，吁、颛，补国子员。据明洪武钞本《燕石集》何之权跋、吕荧跋，宋褧子俊民以武义税副榷税永康（今属浙江）时，曾手录浙西学官本《燕石集》，不知俊民为吁、颛何人之字。宋褧六女，其一嫁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王宗仁为妻，兵乱时夫妇为军所虏，宋氏为保全丈夫与维护节操而投井自杀[3]。宋本兄子彍，为国子生，由侍仪舍人调安庆路桐城县尉，后为中书掾[4]。 宋氏家族传统的形成有其宦游迁徙有很大关系。宋本兄弟世为燕人，至元十八年（1381）宋本出生于大都（今北京），至元二十年，宋桢出为杭州东南隅录事判官，宋本随行。至元二十六年，宋桢迁归州兴山县（今属湖北）主簿，宋褧于至元二十九年出生于此。大德三年（1299）宋桢秩满出寓武昌，贫不能谒选。五年，宋桢改江陵路（治所在今湖北荆州市）平凖行用库提领，六年赴官平凖。宋本以俊秀子弟补江陵路儒学弟子员。十一年宋桢薨，藳殡江陵。宋本三年服除，曾北上至南阳（今属河南），后复归江陵。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宪使李彧推荐宋本为河北河南道肃政廉访司掌书，宋本曾客居汴梁（今河南开封）。延祐六年（1319）宋本兄弟携家北还大都。元英宗至治元年（1320）宋本考中进士第一，自此为官京城，期间曾作为使者离京到闽浙祭祀天妃。宋褧考中泰定元年（1324）进士第，顺帝元统初曾承诏祀天妃于闽海，至元年间出佥山南廉访司事，至襄阳路峡州房陵（今湖北房县），至正初改陕西行台都事。宋褧曾两次到齐鲁主持乡贡考试。
宋本兄弟自少时即历经杭州、归州兴山县、武昌、江陵、南阳、汴京，返回大都考中进士为官后，两人都曾至南方祭祀天妃。宋褧还到峡州房陵、陕西、齐鲁等地为官。可以说，宋氏兄弟游历了南北多地，受到了南北各地地域文化的影响。
二、地域文化与大都宋氏
据宋褧《故集贤直学士大中大夫经筵官兼国子祭酒宋公行状》记载，至元二十年，宋桢出为杭州东南隅录事判官，时年宋本三岁，随父亲到杭州，受句读于杭士石厓何天麟，也就是说，宋本的启蒙教育是在杭州完成的。 浙东浙西在宋代就是经济与文化发达地区[5]，杭州为两浙的文化中心，以山水名胜、物丰民富闻名，藏书、印书、教育等方面都很发达[6]。南宋偏安之后，杭州作为首都更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荟萃了四方贤能之士。至元代统一天下时仍为东南之大都会，虞集《书杨将军往复书简后》说：“临安，故宋行都。山川风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过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风致，自必乐居之，而文献之绪余，时有可见者焉。承平既久，交游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3]卷三十二北方的元曲家关汉卿、马致远、睢景臣、郑光祖、乔吉、钟嗣成等人曾到过杭州，甚至于定居于此，杭州本地也有金仁杰等曲家，杭州成为元代后期诗歌、杂剧与散曲的创作中心。关汉卿的套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称赞道：“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他还具体描绘了杭州美景与繁华：“百十里街衙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4]171杭州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不但吸引了汉族文士，连蒙古色目人也流连忘返。北庭贵族后裔畏吾人贯云石选择定居于杭州，西域答失蛮（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萨都剌也曾寓居杭州。宋本《舶上谣送伯庸以番货事奉使闽浙十首》写出了自己对杭州城的美好回忆，其四曰：“涌金门外是西湖，堤上垂杨尽姓苏。作得吴趋阿谁唱，小卿坟上露兰枯。”其五曰：“旧时家近黑桥街，三十余年不往来。凭仗使君一问讯，杨梅银杏几回开。”自注：“余以至元廿六年出杭，故居东厢隅四条巷旁有桥名黑桥，居有杨梅、银杏二树在巨井上园。”[5]498杭州优越的文化环境为宋本提供了良好的教育，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至元二十六年，宋桢迁归州兴山县主簿，宋本随侍之。兴山县“官县荒僻，民顽陋，仅百户，无师友。”[6]卷十五《集贤直学士大中大夫经筵官兼国子祭酒宋公行状》归州（治今湖北秭归县），属湖广行省，《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说：“归、峡信巫鬼，重淫祀”，可见其文化较为落后。面对这种局面，宋本闭户读书，全靠自学。大德三年（1299）宋桢秩满出寓武昌。从大德五年，宋桢改江陵路平凖行用库提领，一直到延祐六年宋本携家北返大都，除了宋本曾到南阳与汴梁外，宋氏兄弟一直居于江陵。期间，由于宋桢俸薄，宋本在武昌与江陵聚徒讲学养家，从慎独先生王奎文习性命理义之学，并且教其弟克敏、褧。宋本以俊秀子弟补江陵路儒学弟子员，以“学业精熟，才器通敏”闻名于世。
宋桢父子所短暂居住的武昌路（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属湖广行省，元明善《武昌路学记》这样描绘其地理形胜：“武昌墉山而城，堑江而池，携滇益，引荆吴，据楚中而履南越。”武昌在南宋时处于边防之地，元朝一统之后，“武弛文张，民日趋于礼乐之域。”[7] 卷四程钜夫《武昌路记》称武昌“五方杂居，四面辐湊，江汉间一都会也。”[8]卷十一
宋本兄弟从大德五年至到延祐六年一直寓居江陵，长达十八年。江陵路（治所在今湖北荆州市），元文宗时改名中兴路，属河南江北行省。江陵属楚文化地区，唐代人文荟萃，入宋以来，由于经济衰退，文化也有所落后，但是在教育、藏书等方面也有突出之处，据程民生先生《宋代地域文化》统计，元丰、元祐年间朝廷委派州府学官，湖北地区只有江陵府，本地在科举中还出了状元毕渐。江陵还有著名的荆州田氏，藏书达四万卷[7]。南宋时江陵地处边防，自然影响到文化发展。但是，到宋末元初有所改观，“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与宋本“以文学齐名，时号谢宋”的谢端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宋本“同师，明性理，为古文，又同教授江陵城中”[9]4206。 宋本兄弟能够科举成功与他们在南方的学习有很大关系。元代科举分左右榜，右榜为蒙古、色目人，左榜为汉人、南人。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策一道[9]2020。明经经疑、经义考试内容为四书五经，尤其是以朱熹注释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自宋氏南迁，理学发展兴盛于南宋，而金人统治下的中原地区远远不及[8]。元代这种以朱熹理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更适合南方学者应试[9]，宋本兄弟长期寓居南方研习理学，有利于他们由科举入仕。因此，当宋本听说元仁宗下诏开科，就义无反顾地回大都应考，并且谢绝了河南司宪的征辟。尽管宋本兄弟“及闻贡举诏下，始习经义策问。”[6]苏天爵《燕石集》序但是宋本于至治元年考中进士第一，其弟宋褧也于泰定元年进士及第。科举制度对于仕进艰难的汉人、南人来说极为重要，宋本积极维护来之不易的科举，反对废止廷试，他知贡举时，坚持会试中选者百人的名额。宋褧曾两次到齐鲁主持乡贡考试。宋本、宋褧为官忠于职守，守正不阿，也和他们所受理学教育有关[10]，比如，故将家子李某假兵部尚书从诸主帅兵讨郁林州蛮冦，“李在道纳妾，逗遛不进，兵败归。宰相犹欲巧庇，为之改官。”[6]《故集贤直学士大中大夫经筵官兼国子祭酒宋公行状》宋本力争制止。
虽然宋本出生于大都，他还曾到过南阳、汴梁等地，但是停留时间短，宋氏兄弟所受北方文化的影响反不及南方文化。然而，宋氏兄弟身上流淌的北方血液的印记还是难以泯灭，在他们的诗歌中流露出燕赵雄浑之气，他们的创作正是南北文化交融的反映。
三、元代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宋氏兄弟之文学
宋本兄弟原籍大都，但是，从小游历江南的经历，使得到三十九岁才返回大都的宋本，面对家乡有种特殊的感情，《大都杂诗四首》其一首句“抛却渔竿沧海边，拂衣来看九重天。”宋本“寓南中时自号江汉覉伧，性乐水及渔，又号垂纶亭主人。”如今离开长江返京，即将踏上仕途，对于过去贫寒而又自在的生活，似乎还有几分留恋。其四“形势全燕拥地灵，梯航万国走王城。”其二：“绣错繁华徧九衢，上林词赋汉西都。朱门细婢金条脱，紫禁材官玉鹿卢。”这些诗句描绘了大都的地理形胜和皇家的威严肃穆景象，但是“东邻白面生纨绮，笑杀扬雄卧一区”（其二）又显露了作为贫寒书生的自己似乎与大都的繁华富贵并无关系。
除了歌咏大都，宋氏兄弟还写有上京纪行诗。上京即上都，在金朝时属桓州，元世祖忽必烈在此营建城郭，名为上都。每年四月到九月，元朝皇帝都要到此巡幸，朝臣扈从。以塞上草原开平地区建立的上京为歌咏内容，是元诗乃至整个中国诗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11]。入仕后的宋本兄弟也有机会陪同皇帝前往上京。宋本作有《上京杂诗》（《永乐大典》卷七七零二），还作有《滦河吟》，诗曰：
滦河上游狭，涓涓仅如带。
偏岭下横渡，复绕行都外。
颇闻会众潦，既远势滂沛。
虽为禹贡道，独与东海会。
乃知能自致，天壤无广大。
诗中的“行都”指上都，上都、滦河，对于在南方长大的宋本来说，有种陌生的感觉，甚至还有几分神秘。除了气候风光不同于中原、江南，蒙古皇帝临幸上京时的仪式也给汉族诗人留下深刻印象，宋褧《闻驾幸开平不获瞻仰怅然有作》自注曰：“驾出则驼上鸣鼔，谓之骆驼鼔。花园在都城之北，驾北上毎驻跸焉。”宋褧《纪行述怀（自注：扈从上京之行）》描绘了北地奇异的气候与景色，诗曰：“陪扈滦京媿未曾，马瘏儿病苦凌兢。龙门湍息山陉雪，偏岭风凄石濑冰。倐忽雨旸天叵测，迂疎道路事难凭。侍臣争笑冯唐老，不向明时献技能。”[6]卷六、卷七元代皇帝载上都要举行盛大的诈马宴，据韩儒林先生考证，诈马宴即质孙宴，就是皇帝赏赐质孙服，以炫耀华丽衣服为特点的盛会[12]，对这一北方民族特点浓郁的活动宋褧也有诗叙写，其《诈马宴（自注：上京作）》曰：“宝马珠衣乐事深，只宜晴景不宜阴。西僧解禁连朝雨，清晓传宣趣赐金。”[6]卷九 宋本“才情精敏，行词务温雅宏丽”，其文集“凡四十卷，以登科之年号《至治集》。文章以气为主，贵立论，尚微辞，辞语典丽，丰硕温厚，峭健各得其宜。尤嗜骈俪乐府，尝患二者绝学，规规然必以中绳墨、谐律度为念，而不失雄浑。”[6]《故集贤直学士大中大夫经筵官兼国子祭酒宋公行状》所谓“典丽”与“雄浑”，正是融合南北文化的表现。
这种南北文化融合在宋褧身上更为明显。苏天爵《燕石集》序称其诗清新飘逸，危素序则称其精深幽丽，其诗歌风格明显受到江南文化的影响。宋褧共写作了《竹枝歌》十八首，《竹枝歌三首》为“洞庭舟中赋，时至治二年二月”，其三曰：“东山日赤云气昏，河姑劝我莫出门。持筐采得桑叶满，直到阻雨溪南村。”充满了清新的民歌风味。竹枝歌是兴起流行于长江中上游巴渝一带的一种自由吟唱的抒情山歌，唐宋时期有很多诗人都模仿创作过《竹枝歌》，比如刘禹锡、白居易、范成大、扬万里等人。宋褧父宋桢曾任归州兴山县主簿，宋褧即出生于此，之后他辗转于武昌、江陵等地，这些地方正好属于长江中上游，耳濡目染于浓郁的《竹枝歌》民歌氛围的宋褧，自然而然吸收进了自己的创作中去[13]。其《江上棹歌五首》也是韵味悠长的七绝。 然而，宋褧毕竟是世居燕地的北方人[14]，欧阳玄《燕石集》序称其燕人凌云不羁之气，慷慨赴节之音，一转而为清新秀伟。实际上，这种燕人慷慨豪迈之气也偶发于其诗歌中，《夷陵晚望峡口即景感怀十四韵（原注：按部峡州）前四句曰：“一握青天万丈崖，长江束缚此中来。山形连导岷峨脉，水戒明征滟滪堆。”写得雄伟豪迈，如长江滚滚般不可束缚。 宋褧初学李贺，是受到北方诗风的影响。金代中后期多有学李贺者，比如沧州人田紫芝、锦州人李经、尤其是弘州襄阴（今河北省阳原县）人李纯甫崇尚怪奇，影响了很多诗人。蒙古蒙哥汗六年（1256），耶律铸将家藏的《李长吉诗集》校勘刊行，也表明北方诗人对李贺的欣赏[15]。北方的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刘因最早推重李贺，南方诗人学习李贺到了元朝末年，在杨维桢的倡导下蔚然成风[16]。从这个意义上说，宋褧可以说是杨维桢等人之先导。
南北文化交流只有在元代统一南北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南北文士的流动与文化的交融正是元代文学的特点之一。文人的迁徙带动了文学的交流，对文学创作也会产生影响。文学地理学既需要研究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也需要关注文人迁徙流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元灭南宋之前，有些金末文人曾流寓到南方，但很快就返回北方，比如王磐、杨弘道、白华、房皞等。房皞曾于金亡之际流寓荆楚，还曾游览西湖，隐于庐山，但他还是北归故土。元军南下前后，白朴漫游南方并最终地居金陵（今江苏南京），他还游览了江南很多地方，包括道教圣地茅山、岳阳楼、扬州、杭州、江州、汉江、洞庭湖等地。南方文化烙印最深的是白朴的金陵怀古词，白朴亲身经历了金朝灭亡的苦痛，金陵怀古词成了他浇灭心中块垒的酒杯。更重要的是，白朴词“主导风格是婉约清逸，同时又兼具豪放一面。”[10]105白朴集豪放与婉约于一身的风格，与其纵贯南北的经历密切相关，体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对作家风格的影响。
元代天下一统、南北不再阻隔为文人全国漫游提供了机会。北人入南，与南人入北的原因主要是仕宦与游历。大量北方籍士人随着元朝灭宋来到南方为官，与此同时，也有南方人北上，除了被逼迫者汪元量、谢枋得等人外，影响最大的是程钜夫荐举南方名贤入朝为官，包括赵孟頫、张伯淳、吴澄等二十余人。除了做官之外，游历也成为南北人员流动的重要原因。南方人王谦道、临川（今江西抚州）人艾庭梧都要北上观上国之光[17]。同南人歆羡北方一样，北人也仰慕南方的山水与文化，白朴游览镇江多景楼，以一睹江南景色为人生幸事[18]。博陵（今河北定州）人李希微本欲遍览朔南川泽，赶上天下一统，转而下金陵，定居于江南[19]。蓟丘（北京）人李衎兴奋地记述了自己到钱塘（今浙江杭州）后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文同画竹的真迹[20]。至元中，陈孚任上蔡书院山长考满谒选京师时所作诗歌题为《观光稿》，纪道路所经山川古迹[11]卷一。吴江（今属江苏）张清夫“游燕赵齐鲁之邦，尽交其大夫士，东极三寒，南际瓯粤，北望大荒之野，西观江水之源，其山川形势，固以皆为胸次所有，而王园戚馆富贵之家，无一人不与为莫逆之交者。”[12]虞集《张清夫诗集序》,第26册，第261页张清夫游赏各地山川，广交天下豪杰，并发之于歌咏，这种经历对他的创作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大都宋氏兄弟的游历同样如此。 杨镰先生说，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南北隔绝后，“在刚刚统一天下时，元代社会的一道风景线，就是南北人员、文化……的交流互动。”“有了江南的诗人前往大都甚至上都，有了北方的诗人远游苏杭，直抵海南，元史与元代文学史的特点就出现了。”[2]327元代的南北交流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融，开阔了文人的眼界，使元代文学呈现出不同于金代与南宋的特点。
生活于元代中期的大都宋本兄弟，以其特殊的经历成为南北文化融合的典型。他们的科举成功得益于早年在南方的学习与生活，文学也受到南方文化的影响，但北方人的气质品格也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回归大都使得他们把这种南北融合的特质充分地表现出来，成为元代极具特色的文学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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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拙作《金代科举中的状元家族与女真进士研究》，收入牛贵琥、张建伟编《女真政权下的文学研究》，三晋出版社2011年版。[2] 《元史》卷一八二《宋本传》作“祯”。[3] 参见《元史》卷二零一《列女传·宋氏传》。[4] 许有壬《燕石集序》说宋彍“由奉礼郎为丞相东曹掾”。[5]《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记载：两浙路“有鱼盐、布帛、粳稻之产。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6] 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相关章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7]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8] 关于金代理学的发展脉络，参见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魏崇武《金代理学发展初探》，《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晏选军《金代理学发展路向考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9] 当然，元朝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和地区分配名额的作法，对于考生基数巨大的南人来说，考中的几率更小。[10] 这也和宋氏兄弟科举及第的感恩心理有关，宋褧《故集贤直学士大中大夫经筵官兼国子祭酒宋公行状》说宋本“念布衣叨恩，骤进六品秩，恒以报效自期。”[11] 参见李军先生《论元代的上京纪行诗》，《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12] 参见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收入其《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3] 宋褧不忘自己早年在江南的生活，《燕石集》卷八《送章生还江陵三首》其二“荆门驿路草萋萋，郢树连云晓色迷。因忆儿时赏心处，女贞杨柳夹濠堤。”卷九〈《又次韵述懐见答》其二：居庸一带雨余青，历鹿车声久厌听。梦到江南旧游处，钓鱼矶畔柳风停。[14] 宋褧自认为北方人，除了以“燕石”名集外，《福建道中》曰：“北人不惯住炎方，英簜函边药褁香。鼻到崇安试苏合，舌过南剑渍梹榔。”[15] 刘祁《归潜志》卷八：“（李纯甫）故多喜奇怪，……诗不出卢仝、李贺。”参见牛师贵琥《金代文学编年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16] 参见张红《元代唐诗学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17] 参见程钜夫《送王谦道远游序》（《雪楼集》卷十四）、《送艾庭梧序》（《雪楼集》卷十五）。[18] 白朴《念奴娇》：“江山信美，快平生，一览南州风物。”[19] 参见邓文原《静修堂记》，《巴西集》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0] 参见李衎《竹谱详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 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M].商务印书馆,2013.[2] 杨镰.元诗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 虞集.雍虞先生道园类稿[M].元人文集珍本丛刊.[4] 隋树森.全元散曲[M].中华书局,1964.[5] 顾嗣立.元诗选二集[M].中华书局,1987.[6] 宋褧.燕石集[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7] 元明善.清河集[M].藕香零拾本.[8] 程钜夫.雪楼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9] 宋濂.元史[M].中华书局,1976.[10] 俞玄穆.白朴《天籁集》的艺术特色.[J].山东大学学报,1996年(4).[11] 陈孚.陈刚中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 李修生.全元文.[M].凤凰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张建伟，男，1973年生，山西太原人。2005年首都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到山西大学文学院任教，2010年晋升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金元文学研究。主持、参与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阮籍研究》《元代北方文学家族研究》《女真政权下的文学研究》等著作，参编《全元诗》《全元词》《金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书。在《国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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