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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积极作用:让我们更团结一心

via:Pixabay以下为朗读小姐姐全文音频作者 |Jim Davies翻译|Kolibri改写|岳言审校|酷炫脑主创&小注朗读|胡恩美工|老雕虫编辑 |小注2020 年,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无论是说着何种语言的人,“疫情”都是一个无法不被提及的词语。它意味着隔离,意味着失业,意味着死亡,意味着…… 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疫情”又意味着什么呢?
民意调查显示:2020年新冠肺炎的流行对全人类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对有些人来说,保持社交距离几乎切断了他们的社交,而社交孤立是抑郁症的一个重要诱因。也就是说,疫情增加了一些人患抑郁症的风险,而疫情给个体带来的经济压力又加重了这一情形。无处不在的疫情让我们处于一种恐惧和焦虑的状态——与孤独感斗争;考虑“钱”的问题;担忧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这种状态下的我们不再如以往理智,恐慌和焦虑让我们忽视客观的数字和概率,我们看问题的角度趋于绝对化。于是,阴谋论开始蔓延。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重大事件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惊人的秘密。“病毒是人造的生化武器”这类的说法甚嚣尘上。
“集体韧性”理论:人群在发生危机后自发团结在一起的行为诚然,疫情之下的种种负面心理会削弱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然而,另一种被心理学家称为“行为免疫系统”的应对机制在这场疫情中同时被激活。“行为免疫系统”是指当人们遭遇来自外界的负面刺激,采取能够抵抗这种负面刺激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行为。面对无处不在的病毒,人们通过减少外出、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等行为来降低感染新冠的几率。我们还会对任何可能导致感染新冠的行为提高警惕。《樱桃小丸子》然而,“行为系统免疫”带来了的一种副作用:人们对外国人、残疾人以及看起来不健康的人的歧视行为有所增加。在政治上,这可能导致仇外心理和极端的民族主义。疫情之下,最常见的就是因受到“中国病毒”这一具有误导性质的名词的鼓动,针对有东亚长相的人的袭击行为显著增加,这给亚裔群体带来了不小的困扰。然而,尽管这场全球瘟疫给我们带来了种种伤害,但社会上仍然出现了一些令人感动的善举。在动荡的年代,人们团结了起来,互相帮助,彼此取暖。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座建筑物在遭受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的撞击后相继倒塌,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灾难之一。事情发生后的几天内,现场除了警察、医生、消防员等救援人员,还有很多普通市民冒着生命危险自发进入废墟救助伤员。一位名叫桑德勒·奥尼尔(Sandler O’Neil)的股票交易员在救出十几个人后,又立马回去救援出了更多的人。五角大楼的一名导游在转运完大厦外面的伤者后,又立马返回到还在燃烧的大楼里救助更多的人。每一次灾难面前,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善举。在这次全球瘟疫中,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有的人将鼓励的话贴在窗户上;有的人将自己画的图案、手绘游戏贴在窗户上;还有些人,站在自家阳台上为下班的医护人员和其他一线抗疫人员鼓掌、敲打瓶罐,以表达他们的支持和敬意。其他的人则通过捐款、当志愿者等更实质性的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英国,有超过 50 万人报名成为全国健康志愿者,帮助那些因疫情不得不呆在家里的弱势群体。偶然的善举:作者 Jim Davies 在渥太华拍下了这张照片。橱窗上的标牌上写着:“社交距离是爱的表现。”英国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的社会心理学教授约翰·德鲁里(John Drury)一直致力于研究人类在灾难中的行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他在自己的邻居身上看到了这些善举。他和邻居们建了一个群聊,互相帮忙采购生活物资。德鲁里说:“我认为类似的利他行为在英国以及全世界普遍存在。人们把彼此看作‘对抗疫情的团体’中的一份子。这种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激发了我们对他人的关心和照顾。”
我们人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依靠彼此生存并获得幸福的社会性物种。德鲁里是“集体韧性”理论的先驱,他将其描述为“民众之间自发的团结”。德鲁里通过对 2005 年伦敦爆炸事件的研究发现:互助行为多于自私行为。这在其他灾难中也得到了佐证,例如加纳足球场倒塌事件以及 2010 年智利的地震和海啸。德鲁里说,在灾难面前,人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团结与合作。事实证明,人们处于同一个危险情况下时会产生一种新的群体凝聚力。日常生活中人们会因分歧而产生冲突,但面对外部威胁时,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共同应对。这种分歧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人们从考虑“我”转向考虑“我们”。在关于灾难的研究中,大多数被采访者会不由自主地透露出这种群体凝聚力的意识。他们越团结,能帮助到的人就越多。《倾国之恋》当提及在危机中人们如何反应时,很多人对此的普遍概念是无助、自私、恐慌等。但实际上,这些情况很少发生。“在紧急情况下,反应过度并不是死亡原因之一,反应不足才是”,德鲁里说:“在火灾中丧命的人大多是他们因为行动太慢。他们低估了灾难的风险。恐慌的认知可能导致他们采取不正确的策略。”卡特里娜飓风期间,时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凯瑟琳·布兰科曾警告抢劫者:“国民警卫队知道如何开枪杀人,必要情况下,他们极可能开枪,我也希望他们这样做。”几天后,新奥尔良警察向 6 名平民开枪,导致 4 人受伤,2 人死亡。当群体凝聚力开始瓦解,人们就会回归自私。德鲁里描述了 2012 年歌诗达协和号游轮在意大利海岸进水时人们的行为。“在人们找到救生艇并开始互相推搡之前,大家都是保持合作的状态”,德鲁里说:“自私并非常态,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合作。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变得自私自利。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建立起命运共同感,人们将当下定义为个体对抗个体的局面。一段时间后,人们耗尽了精力、耗尽了情感能量、耗尽了资源,而善意、支持开始减少,他们缺乏互相帮助的资源。”《最后一站》针对群体行为的研究可以应用于制定公共政策。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决策者应该考虑到群体中的人们是如何互相帮助的,而不是将群体视为需要克服的问题,因为这可能会导致骚乱和暴力行为。毕竟人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依靠彼此生存并获得幸福的社会性物种。“集体可以完成个人所无法完成的事情”,这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在人们面对灾难自然产生的命运共同感的基础上,强化团结的理念,同时给予一线抗疫人员足够的支持。那么,这场全球瘟疫看起来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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