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鬼的故事
1959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担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交付的编选干部读物《不怕鬼的故事》这一政治任务。此书仅有几万字的篇幅，却由众多知名古典文学专家通力协作、编纂成册，196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撰写序文并送交毛泽东同志审阅。史海钩沉，本文条分缕析地详细回顾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过程，呈现出何其芳为人为文的率真与坦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建立了文学研究所，最初隶属于北京大学，由郑振铎担任首任所长，何其芳担任副所长。两年后归属中国科学院，改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去世，何其芳继任所长，直至1967年去世。
1959年，毛泽东交给文学研究所一个任务：从古代笔记小说中选出一些前人不怕鬼的故事编纂成册，由何其芳作序，并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曾发给当时的中央委员每人一册，并在同年列为整风运动中的干部读物。这本仅有几万字的小书，由知名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陈友琴注释，“含金量”颇高。书尚未出版，《人民日报》先选登了《宋定伯捉鬼》（出自晋人所作《列异传》，陈友琴注）、《妖术》（出自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卷一，余冠英注）和《鬼避姜三莽》（出自清代纪昀所著《阅微草堂笔记》，余冠英注）三篇。
与众多的研究专著和重大课题相比，这本小册子并不易引人注目。所内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毛泽东同志交下来的任务。它在那个年代，是为配合斗争形势的需要而存在的。毛泽东同志要求文学研究所年内从古代笔记小说中，选出一些前人不怕鬼的故事，编书成册，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深知这项课题意义的陈友琴，提前半年完成了编选任务。
《不怕鬼的故事》编成后，何其芳附上他写的序文送交毛泽东同志审阅。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这本书，对序文再三修改，而且增加了一些重要的段落。现出版的序文最后一段：“这本书从1959年春……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共15行，全部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在全书付印前送审的原件上，毛泽东同志用粗大的黑铅笔批示：
何其芳同志：
此件已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位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书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第八页第一、二行有点修改。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批示中第8页第2行是他第一次审阅时加上的具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警句：“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次又在“在一定条件下”后面加上了“通过斗争”四个字。这个重要修改是要说明事物的转化，除了其他条件而外，还有赖于“通过斗争”这样一个条件。
1961年1月26日，周恩来总理对于来送审的书稿，是用墨笔字写的批示：
何其芳同志：修改了几个字，请酌。
周恩来
一月二十六日?
总理修改的几个字指的是将文中“反而”的“反”字删掉，“但”字后面加上“是”字等等。修改虽不多，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总理批改时的全神贯注，以及对文内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的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
为了修改序文，毛泽东曾两次在卧室接见何其芳。1961年1月4日，毛泽东见到何其芳时说：“你比在延安的时候，书生气好像少了一些。”然后，他谈到对序文的意见：“除了战略上的藐视，还要讲战术上的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就写战术上的重视。”何其芳听后，这才觉得自己写得比较片面，只从“不怕”二字上做文章，只讲战略上藐视，却忽视了战术上重视。
这次见面，两人还谈到了逻辑学。毛泽东说：“逻辑就是管写文章前后不矛盾。至于大前提正确与否，那是各种学科的问题。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逻辑哪能管那样多。”
1961年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见何其芳，谈他修改后的序文。毛泽东说，他在序文中改了几处，又增加了一段。在这次谈话中，他们还讨论了美学问题。在誊写毛泽东修改过的段落时，何其芳发现有几处是使文章生动活泼起来的神来之笔。比如，有一处加一长句：“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何其芳抄到“光昌流丽”四个字时，觉得非常精彩，但没见前人这样用过，自己也不太明白“昌”字在这里该如何解释，就打电话询问俞平伯。俞平伯告诉他，“昌”字在这里作“大”字解。
何其芳此举可谓举轻若重。这彰显了他对俞平伯文学素养的一贯钦慕与信赖。1952年文学所正在筹建时，他就先调俞平伯入所，校点《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他还与郑振铎一起为俞平伯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更从北大中文系挑选高材生王佩璋作为助手，协助俞平伯的工作。除了自己虚心求教外，何其芳还向所内的青年学者介绍俞平伯在中国现代诗歌、散文，以及《红楼梦》研究方面的贡献。
他评价说，俞平伯的艺术感受能力和鉴赏能力为常人所难及。此外，何其芳还推荐俞平伯去中央高级党校讲授古典文学，安排他担任苏联高级进修人员的教师，以尽用其才。即使在全国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时，何其芳也主动找到他，与他彻夜长谈，了解他的情绪，征求他的意见。每当遇到难点，何其芳还请教俞平伯以解惑。
抄到序文最后的署名时，何其芳没把毛泽东在他名字前面加上的“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个官衔抄上。何其芳历来主张，所内研究人员发表论文，个人署名前不冠所名或职务名称，这便于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他认为科研成果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以势压人，而文学所集体合作的大型课题，各个章节的执笔人文责自负。这篇不同凡响的序文当然也不例外，何其芳觉得自己不能破坏自己订立的规矩。
何其芳天性率真，为人为文均极为坦诚。“文革”开始后，何其芳受到拳打脚踢式的批斗，被罚跪、扫厕所，历经磨难。“解放”何其芳时，上级领导找到他谈话，让他保证对“文革”中批斗他的群众不打击报复。何其芳当时就说：“这点我不同意，我不能克服我不存在的缺点。我对提我意见的人，从来没有打击报复过，从前没有过，今后更不会有。谈不上‘保证’。”
在《创意集》序里，何其芳这样写道：“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应当最知道他自己。”他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自己的语言。
附录：何其芳（1912年2月5日—1977年7月24日），原名何永芳，生于重庆万州，现代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3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38年任教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工作。同年，发表作品《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离休干部）
本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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