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须一饮三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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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酒文化。据《礼记》记载早在帝尧时代酒就存在了（考古学的新成果初步确定，尧并不是传说里虚无缥缈的人物。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已被初步认定是尧的都城。古书里对尧的记录或许并不虚妄）。新年饮酒，也是一个重要的习俗和礼仪。南北朝诗人庾信“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反映了新年饮酒的礼俗。 而关于饮酒的典故，也构成了酒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下面分享一些著名的酒故事。
众所周知李白是酒中仙。但李白的文人式酗酒也有一个老祖宗，那就是晋朝的刘伶。刘伶酗酒过度，妻子心疼极了，便把酒器都砸了并哭着求他戒酒。刘伶说：“好啊。我要向鬼神发誓不再喝酒了。但是发誓得拿一些酒菜来祭祀鬼神啊。”妻子不知他的花花肠子，便答应了。然后刘伶大模大样地祭祀起来，口中念念有词：“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祭祀完毕就把祭祀的酒肉一扫而光。简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不过估计这不会有下次了，因为妻子对他已经绝望。刘伶还有一个很拉风的故事，他喜欢乘着鹿车，带着酒壶醉醺醺地招摇过市，这便罢了，还让人带着一个铲子跟随，说；“死便埋我。”真是一醉看透千年了。
和刘伶同属“竹林七贤”的阮籍喝起酒来也不遑多让。《世说新语》里阮籍见到酒店老板娘长得美，便“醉卧妇人侧”，但又没有任何失态举动，也算是另一种坐怀不乱了。《晋书阮籍传》记载，司马昭想拉拢阮籍，便拟将女儿许配给他。阮籍早知司马氏心怀篡逆，不愿合作，于是饮酒一醉六十天。司马昭多次登门无果，只好告吹。当然，乱世中独善其身是困难的。司马氏征召阮籍出来做官，阮籍只好选了步兵校尉，因为步兵校尉衙门的厨房里藏有三百石好酒。以酒为名，大概也是爱惜羽毛，给自己找台阶下吧。陶渊明任彭泽令时，命令仆役在分配的公田种上酿酒的秫，把酒看得比官还重要，和阮籍异曲同工。
“竹林七贤”饮酒多见风神。山涛评价嵇康醉后“巍峨若玉山之将崩。”山涛自己也不遑多让，醉后头巾倒着，骑马招摇，当时儿童编歌唱道：“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头巾）。举手问葛疆，何如并州儿。”山涛醉后觉得自己倒着头巾的样子就像边疆游侠儿一样潇洒。而不是“竹林七贤”的晋代毕卓，也颇具名士风流。一次，身为吏部侍郎的毕卓闻到了邻人酒香，于是潜到邻家偷酒喝，然而被邻人抓住绑了起来。关了一夜，邻人才知道是隔壁的毕大官人。毕卓的人生理想就是有一艘能载百斛酒的酒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酒是名士的必要条件。“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谓名士。”许多人以为这是闻一多先生的名言，其实这是东晋时名士王恭的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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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饮酒，虽有诗人月下独酌，但多是聚众会饮。西汉陈遵宴客，为图一醉，也为了防止客人开溜，居然把客人车上的一个叫“辖”的部件投到井里，让他开不了车。这就是“投辖”的典故。这当然可以避免酒驾，但客人回去确实也成问题。不知陈遵是否在酒后每个人再发一个“辖”。李白有诗“会须一饮三百杯。”大家可能会认为这是诗人的酒狂，但这句诗的背后恰恰是一个节制饮酒的典故。东汉大学者郑玄，一次参加袁绍的宴会，宴会上大家都轮番给郑玄大师敬酒，郑玄也喝了三百多杯酒，但郑玄并没有失态，依然温柔克制，风度翩翩。这与其说是郑玄酒量大，不如说郑玄自制力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纵自己，丢了风度。
其实酒文化的繁荣和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息息相关。酒的生产取决于粮食的产量。只有粮食有充分剩余的时代才是诗酒遍地的时代。像“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的汉朝，和“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唐朝，便是酒的黄金时代。而我们印象中古人千杯不醉，是因为在金元以前的制酒还没有蒸馏技术，饮酒多为家酿，相当于现在的米酒。因为度数低，所以不怎么烧脑。金元时期的炼丹道士发明了蒸馏法，酒精在蒸馏中高度提纯，酒的度数也成倍增长，这就是后来的“白酒”。所以李白武松式的海量饮酒便少了。像王嘉《拾遗记》记载的一个叫姚馥的人，口渴就想喝酒，人称“渴羌”，这在白酒盛行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古人区分酒品也名堂甚多。三国时魏国一度禁酒，而尚书郎徐邈大醉误事，有人向他问起公务，他只回答：“中圣人。”“中”是“中奖”的“中”。曹操听说了十分生气，这时一个将军鲜于辅向曹操解释：“徐邈平时常说，清酒就是圣人，浊酒就是贤人。徐邈本是个稳重之人，只是酒后狂语而已。”可能曹操觉得“清酒为圣，浊酒为贤”的说法挺有意思，便没有追究徐邈。李白《赠孟浩然》诗“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用的就是这个典故。而东晋的桓大司马桓温，把好酒称为“青州从事”，把劣酒称“平原督邮”，为什么这么称呼呢？因为青州有个地方叫齐县，“齐”跟“脐”同音，好酒就应该沁人心脾直入丹田（即肚脐）；而平原郡有个地方叫鬲县，“鬲”与“膈”同音，我们说的“膈应”就是气到膈部吐不出来，也就是恶心的意思。大概劣酒也有这样的效果吧。
中国有一个地方叫酒泉，据说是霍去病破匈奴之后在那里凿地，只见一眼美酒从地里汩汩涌出，故把那里称作酒泉。而天上也同样有酒星与之成对。《晋书?天文志上》载:“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饗饮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餔。”李白的《月下独酌其二》就引用了这两个典故：“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当然，“痛饮酒”的历史与节制饮酒的历史同样漫长。《战国策》里讲了一个故事，远古有一个叫仪狄的人发明了酒，并献给了治水的大禹。大禹喝了之后觉得十分好喝，于是做了一个决定：疏远这个仪狄，以后永远也不见他。因为大禹已经感觉到，酒是一种容易让人沉溺的东西，所以必须远离。大禹之所以成为圣王，也正是因为具有这种诱惑面前自我克制的定力。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酒文化，但酒之所以能成为文化，正是由于人们能够节制它，驾驭它，让它成为生活的调剂而不是负担。周公就写过一篇《酒诰》，让他的弟弟康叔在卫国国境内发布禁令：不准聚众饮酒，只能在祭祀时喝酒。“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在《国家宝藏》中大放异彩的云纹铜禁，就是为了禁酒而专门铸造的。禁酒作为一种古老的智慧，为许多国家所共同遵守。明代朱元璋就下令“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明宣宗朱瞻基也发布《酒谕》，指出“耽嗜于酒，大者亡国丧身，小者败德败事。”美国在我们心中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美国也一度实行禁酒令，在1933年为了刺激经济才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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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禁酒毕竟是一种限制自由的做法，因而古人更主张节制饮酒、适度饮酒。《诗经》里有不少写酒宴的篇章，其中《小宛》一篇就有“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赞美那些饮酒温和而克制的“圣”人，讽刺那些酗酒无度的“昏”人。《礼记·乐记》说：“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酒是为了礼的“合欢”，而不是为了享乐。如果因纵情享乐而饮酒败德，那就是与饮酒的意义背道而驰了。圣人孔子酒量很大，但他也是“惟酒无量，不及乱”，酒量虽然无边，但也不能无边得乱了章法。既在酒中从心所欲，但也不被酒所惑乱，做酒的主人，不做酒的奴隶，这才是圣人主张的君子气象。
古人也有不少节酒的佳话。三国时名臣邴原从前很能喝酒，而出门游学之后八九年里，邴原都滴酒不沾，而只是转益多师，认真学习。毕业分别时，师长朋友以为他不会饮酒，便拿了米肉来为邴原送行。邴原说：“我本来会饮酒的，但怕影响学习，就戒掉了。今天就要远别了，又是饯行，可以喝上一次。”于是和大家一起痛饮，喝了一天都没醉。虽说酒色财气是人的天性，但也有少数人是不好这口的。南朝有一个人叫沈怀文，他性不喜饮酒。竟至于皇帝宋武帝亲自过问：“你这么标新立异，如何可以长久？”沈怀文说：“我并不是标新立异，我天性不喜欢而已。”
可能有人要说，像李白这样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喝得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喝出风格喝出水平不是也挺好吗？这个问题清代的《白雪遗音》倒记录了一首民歌：“和风吹动百花魁，李太白好酒又贪杯。高力士脱靴将诗作，贵妃敬酒饮三杯。唐王宠，有光辉，醉倒金銮甚施威。后来是水底捞明月，满腹文章一笔勾。劝君莫贪杯。”说李白正是因为酒后失态，才被玄宗赐金放还，最终也因醉酒捞月而溺亡。当然，没有诗人的横放天性和笑傲精神，中国文学史上也不会有最绚烂的一笔。但完善的道德人格和偏执的艺术气质永远是一对矛盾。道德人格是每个人应该追求的，而艺术气质却只属于人群中极少数天赋异常的人。伏尔泰说得好：“天才有犯错误的权利。”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看，不是天才就没有犯错误的权利。所以作为普通人，还是管住自己的嘴和胃比较好。其实不是天才、不做艺术家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孔子、尧舜也不是天才，不是艺术家，但既然“人人皆可为尧舜”，我们又何不向这个目标努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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