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消失的时候
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以下简称《晚霞》）是“文革”后期的手抄本小说。该书初稿于1976年11月，1980年5月定稿，在《十月》第一期发表并引起争论已是1981年。与刘心武的《班主任》（“伤痕文学”代表作，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一样，《晚霞》遭遇过同样的“强烈反响”和相似的“冷遇”，但《班主任》最终以“正典”地位进入了文学史，《晚霞》则被打入了“冷宫”。该现象关涉到的文学史写作权力机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参差龃龉，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①一文已做了出色的阐发。不过该文重在解文学史等级之迷，对《晚霞》的考察局限在了与《班主任》比较而提出的几个相关“问题”上，尚缺乏对“这一个”（“this
one”）文本的细部探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晚霞》是一个“理念大于形式”的文本，其中过多地充斥着诸如“野蛮”“文明”“科学”“艺术”“宗教”“世俗”等命题的争辩与玄思；不过“新时期”伊始诞生的《晚霞》，虽裹胁着时代感伤气质，但其对“战争”“革命”“青春”“信仰”等现当代文学“关键词”的反思力度却不容小觑。
战争：无“正义”可言的暴力
战俘（包括投降者）在中国战争作品中一向是不受重视的形象。古代道教（《道德经》）“不以兵强天下”的反战观、墨家的和平主义虽有一时之影响，更大的遗产还是《孙子兵法》之类的兵法谋略，这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体现中国古代战争之政治伦理的重要代表作中即可看出。中国缺乏根深蒂固的、从生命本源意义出发的悲剧意识，在战争中，作战双方更在乎的是“输”“赢”，胜利者的喧嚣战鼓声洋溢着的是肤浅的乐观。虽不乏“诗圣”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之类“暴露”战争之残酷的作品，但从生命、命运意义上对战争做社会批判之外的反思之作委实不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林海雪原》、《红岩》等）是对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有效建构，偏离主流意识形态对思考战争的暴力或正义，尚不是当务之急。
革命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延伸到文学作品中导致了人物形象的高大与猥琐，究其根源，是我们习惯于把政治理念的“错”与“对”在文学作品中进行道德化处理，著名的“三突出”“两结合”就是例证。超越狭隘的“敌”“我”、在普泛的生命意义上反思战争的暴力性，五十——七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鲜有这样的表达。从这个层面上讲，《晚霞》中出现的痛苦着的、并不猥琐的“赵伯韬”、“楚轩吾”形象是对当代文学作品中“军人形象”的丰富。
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楚轩吾在红卫兵审讯下讲述了他的“降共”历程。红卫兵对他是“投降”还是“被俘”问题揪住不放，他痛悔而激动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年轻人，你们了解得很清楚。国民党，曾经是我的过去。是的，它使我蹉跎岁月，虚掷半生，我应对它痛加悔悟！但是，我投降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来，我目睹了祖国的巨大变化，目睹了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作为一个从旧中国经历过来的人，人类的良知使我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爱国的良心也使我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P.48）②
楚轩吾把自我的辩护放在了“人类”、“国家”这些抽象共同体之中，这使他的反思超越了狭隘的党派利益束缚，对局限于一己之私的政治格局中的冲突做了无形的解构。这里面，“人类的良知”即是对世界和平的渴望，“爱国的良心”是一个普通人对祖国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本能的爱。楚轩吾的儿子楚定飞在赵伯韬面前劝降而遭到枪决，临死前，他对楚轩吾说：“爸爸，仗打成这样，是全体军官的耻辱。我劝降不是自己畏死，而是认为叫幸存的士兵徒死无益！屠戮无辜谁无怜悯之心？但是，既然只有我一个人做这样的事，也是早已决心伏法了。”（P.57）这是一个“准逃兵”临死前的肺腑之言，与《第二十二条军规》中那个彷徨的逃兵约瑟连相比，他似乎更具胆识，他把自己对生命的怜惜在上级面前公然表露了出来，而约瑟连这个空中投弹手则设法逃出了战场。军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一直以骁勇、忠诚为特征，在传统文学中，他们一心“忠君”、讲求“信义”，赫赫有名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是其中一例。尊重与怜惜生命通常与贪生怕死等同，会遭到传统道德的无情贬斥，文学画廊中缺乏稍有尊严的“逃兵”形象，留下的只是一些符号化的战场小丑。
《晚霞》最后一章中借助主人公南珊之口对军人职责做了又一次的表述：“这不合逻辑。军人之间是天生的敌人：你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准备在战场上打死那些和你们一模一样的人。”（P.174）这是在军人天职、本份之外对其所代表的战争暴力的有力揭露。卑微的生命只是政治棋盘中无辜棋子，生命的神圣与尊严在这样的反思与表述中得到彰显。如果我们曾感动于诸如《小妇人》（小说）、《美丽人生》（电影）等西方作品从平民化私人化视角对战争进行的人性化反思，就不能不对“文革”时代《晚霞》对战争、暴力的控诉力度表示敬意。
革命：政治理念的莽撞附庸
革命是现代性的产物，列宁曾经说：“革命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③革命与战争诚然是孪生兄弟，但现代化背景中的革命具有更本源的变革意味。中国当代文学中，“泛阶级性”与“泛革命化”作为“文革”文学最重要的修辞特点一直为批评者所诟病。④在宏大叙事弥漫文坛的那个特殊时代，《晚霞》中楚轩吾与南珊祖孙两代关于革命、信仰的一段对话具有某种象征意味：
楚轩吾：“在国家命运和社会责任面前，你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现在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动辄以改革社会为己任，自命可以操纵历史进程，假如你也抱定了某种理想和信念，而这将涉及许许多多人的命运，那么，你会不会在一旦掌握了力量的时候，就把它强加到并不信奉它的人头上呢？要知道，一个被自己绝对化了的信念，常常可以使人的行为变得毫无顾忌。”（P.104）
南珊：“在那个时代，您曾经卷入一场严酷的政治冲突，那些铁一般无情的理论和制度，摧毁了您的家庭，夺去了您的亲人，更使国家经受了巨大的创伤。您在那个洪流中，做了许多违反您革命初衷的事情。在那场民族浩劫中，您看够了各种各样同情心和怜悯心完全丧尽的英雄豪杰……这使您在整整二十年的岁月里陷入了痛苦的追悔和思索之中。”（P.105）
革命，倘若成了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就成了“一个被自己绝对化了的信念”，一个人的行为也就会因革命目标的终极合法性而“毫无顾忌”起来。在这里，经历过几十年战争的“过来人”楚轩吾袒露了他对理想（革命信念）之暴力一面的深深恐惧，其中也有对“文革”中红卫兵们被虚妄目标裹胁后非理性行为的担忧。南珊的一段话是年轻一代对前辈几十年革命历程的理解与思考，她更多地看到了革命暴力的一面，以及其作为扫清现代化发展障碍的屠戮狂力。
旷新年在研究“现代文学观念的演化”时曾经谈到，正是由于晚清“国家”的发现，才造成了“五四”进一步的“个人的发现”，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产生了个人建设的需要。“五四”将“个人”从传统的家族结构中解放出来，目的是为了使人以具有普遍性的个体和作为同质性的个体去参与民族国家的构成，其结果，个人不再是作为一个家庭的基本成员，而是作为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单位而存在。⑤在这种意义下来思索革命之于个体生命的遭际，楚轩吾这个“老革命”的话或许能给人更多的启示。在很多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解中，中国的“文革”是现代性的集中表现。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抽象“革命”，这种“美学暴力”在现代性框架内的逻辑演变以及其以目标为现实的巨大摧毁力量，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灾难已不难理解，这为诸如中国这样的焦虑着的后发展国家的改革发展提供了一份沉痛的经验。
青春：“无华”之“秋实”祭
新时期文学首先是以回视姿态开始其澎湃流程的。随着政治语境的全新转换，一个整整做了十年噩梦的民族突然醒来，久遭压抑、愚弄的理性顿时意识到一切不过是少数人蓄意制造的一场历史误会而已，多数人在这场历史误会中，只是稀里糊涂地扮演了个要么“受害者”、要么“迫害者”的可怜角色。于是，人们的情感立刻由不胜屈辱变成怒不可遏，并为一股疾风骤雨似的“控诉”欲望紧紧攫住。⑥这便是“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文学思潮诞生的时代背景及文学主题。
《晚霞》中大篇幅的忏悔、感伤性文字也是“伤痕”表露之一种，以“我”（李淮平）、南珊为代表的“红卫兵”们在“文革”中度过了青春时代，用南珊的话来讲就是：“你应该看到，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少年相识，中年重逢，这中间隔了整整一个青年时代。许多只能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都已经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永远过去了。”（P.191-192）学业、爱情、青春、梦想都随着一个时代的过去而隐退了，每个人都在集体的感受中抚摸着属于自己的那份痛。南珊颇具“青春无悔”味道的一段话把人生的递变与文明的变更做了同质化类比：“人生，就和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一样，是一个各种各样的复杂内容交替出现的漫长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人类曾经创造了完全不同的文明：原始的传说，远古的神话，中古的宗教，近古的文学，和现代的科技。这些遗产都是同样地灿烂夺目，照耀着人类的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和成年……人生，也正是这样……幼年时父母的慈爱，童年时好奇心的满足，少年时荣誉心的树立，青年时爱情的热恋，壮年时奋斗的激情，中年时成功的喜悦，老年时受到晚辈敬重的尊严，以及暮年时回顾全部人生毫无悔恨与羞愧的那种安详而满意的心情。这一切，构成了人生全部可能的幸福……我们的祖先说过，春华而秋实。现在，就正是你人生的秋天，这是一个果实累累的季节。它可能没有了花朵，但它却有着多么丰硕的收获。”（P.193-194）
我们可以质疑这种“青春无悔”的果决是否是对问题的逃避，是直面现实的勇气的匮乏。不过这种独特的“感伤”，与那种把一切罪责推给罪恶的政治（“四人帮”）的“控诉”相比，已经开始了反思与承担。它不再局限于“小我”的一己之痛，而把历史的乖谬放在了更为开阔的视野下；它不仅仅是“帮助人民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验，使这类悲剧不致重演”⑦，它是在政治之外寻求超越现实、反思历史的真正动力。
青春以青年为代表，与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中的丁洁琼一样，《晚霞》中“南珊”这个女性形象是“青春”“智慧”的象征。科学家丁洁琼的塑造表露了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焦虑，这个想象中的杰出女性表露了一个国家的富强之梦。南珊在《晚霞》中的出场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尼娅，她活泼、机敏；少年李淮平则是野蛮小子保尔，他顽劣、聪明。他们因莎士比亚戏剧集结缘，却在动荡的岁月里几十年只见过四次面。他们的曲折遭际既是历史的误会，也是成长的代价。正典的“伤痕文学”充满了太多的鲜血和眼泪，理性的缺乏导致它们大多停留在倾吐与控诉。《晚霞》有对青春的怅惘，更多的是对既往历史的沉淀，这就使其不止于表露“伤痕”，而把问题向推进了一层。与“反思文学”不同的是，它没有把思考的力度仅限于政治体制，而在广阔的人类文明背景下对那段历史进行了独特的理解，体现了理性复杂的一面。
信仰：与人为善，世界和平
《晚霞》中大量篇幅谈到了宗教问题，集中描写有两处，第一处是南珊去边疆前夕在火车上与外祖父楚轩吾的对话；另一处是最后一章对南岳老人形象的塑造。有论者曾以《宗教先锋：再论<晚霞消失的时候>》为题，讨论过《晚霞》作为当代第一篇以宗教为内容的小说，之于章承志、北村、史铁生、汪曾祺、贾平凹、范小青等作家创作的源头作用。⑧该文谈到《晚霞》把反思的力度指向了人性与存在、人的精神信仰与终极意义。虽然礼平在这一点上并未深入展开，并且一再表明自己对宗教的批判态度，但却无法掩饰宗教小说先锋的光辉。《晚霞》的先锋性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精神、心态，它是向彼岸世界的神圣呼唤的尝试，是向人类存在的深度的进发。⑨
《晚霞》第一次由南珊之口谈到对基督教的皈依，此时这个青春的姑娘正在无望之际寻求心灵寄托。这里，更为引人兴趣的是李淮平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尽管在我们的语言中上帝与魔鬼是同义词，尽管我从党那里受到的一切教育都根本否定这个概念的存在，但南珊心中的信仰却不会使我产生一丝一毫的恶感和虚伪感。”（P.111）；这其中既有过往教育对于基督教的歧视，也有青春爱情力量的感召，更有人类存在的、本源意义上的相通。第二次则是对泰山主持和尚南岳老人的集中描写。它通过对南珊、南岳老人和一位外国军官之间的对话，把话题延伸到了科学、艺术、文明等的讨论，涉及了原始宗教、人类文明起源等领域，他们信仰各异，但“对于真理的共同追求，对于正义的共同热爱，对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景慕，以及对世界未来的公共责任感”，让他们的心牵系在了一起。他们关于“太阳”“河流”文明起源论的讨论、南岳老人对科学、宗教、艺术之真、善、美特质的辨析说明，都能看出作者思考问题的与众不同。正是从宗教信仰角度出发，甚至有论者把南珊称为“神圣的天使”⑩。
刘东在一篇谈论“文革”时代地下手抄本小说的文章中，把地下手抄本界定为：在文革期间顶着巨大政治压力用手书写的、接力传抄的、在传抄过程中完成必要复制、窜动和创造的、潜伏于地下的、热烈得不可控制的从精神内容到文本形式都来自下层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具有大众文化产品典型特征的文学文本。11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握手》、《晚霞》、《九级浪》、《当芙蓉树开花的时候》等都可算作混迹于手抄本作品中的较为常态的文学创作，它们可能由于传抄的失控而造就了不容于当局的命运。对《晚霞》等文本“归属”性质的客观认识有助于驱逐其“异类”光环，给其以合理的阐释空间。本文从战争、革命、青春、信仰几个方面对《晚霞》的解读和认识，旨在对该文本对现当代文学中几个母题的阐发给出自己的理解。“手抄本小说”在写作、流通、修改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注释：
①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这篇文章从“‘揭露’的历史范围及其限度”、“‘具体’或‘抽象’的叙事”、“‘人生’与‘人性’的无形区别”、“给出‘答案’”与否等几个层面，讨论了《班主任》与《晚霞消失的时候》在历史反思之范围与深度、行文特色、形而上问题的探究等在八十年代遭际的同与异、反响与争鸣。
②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3月北京第一版。本文依据的是该版本，下面不再做引用注释，只在括号内标明出处页码。
③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5页。转引自王建民《战争观中的科学与伦理》，《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
④⑤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79页，第188页。
⑥路文彬《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小说的历史叙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1月。
⑦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
⑧⑨张丽《宗教先锋：再论<晚霞消失的时候>》，湖北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⑩廖建斌《“天使”的沦落与拯救——试谈三篇“反思文学”的女性形象》，《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这篇文章把《晚霞消失的时候》纳入“反思文学”思潮进行思考，这个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本文暂时沿用“伤痕”说。
11刘东《黑天的故事——“文革”时代的地下手抄本》，《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