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文/李润森||【京西文学】第657期

2020年7月3日第173期 总657期
李润森，北京大兴人，教师退休，高级职称。1968年参加工作，2018年正式离岗，连续工作50年。工作期间，多篇教育管理、教育教学体会等方面的文章获奖，多篇文章在《班主任》《北京教育》《大兴教育研究》《大兴教育通讯》等刊物上发表。离岗后被聘为区《常青藤》编委，系列文章“我退休了”“我带外孙回老家”“我的家乡”“我的童年”“我的父亲”“我的老师”“我的务农经历”……在《常青藤》发表，其中两篇被《京华烛心》选登，两篇在大兴文化馆、西城作协举办的征文活动中获奖。
童年的记忆，就像一个万花筒，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童“戏”在童年的万花筒中，色彩最艳丽的当属“童戏”——童年的游戏。童年的游戏简单、丰富，虽唾手可得，却趣味无穷。
儿时，我们玩儿得最多的是“坷（跳）房子”。邻居三五个男女伙伴凑到一起，找块儿光溜硬实的空地儿，画好房子，捡个瓦片儿，便开始了长达两三个小时的“坷房子”游戏。通过“手心手背”和cei老头(石头剪刀布)的方式决定先后顺序。游戏者站在准备区，背对着“房子”，把“坷儿”（瓦片）投入第一间“房子”。投不准取消资格换下一个；投准了，单腿起跳进入房子，把“坷儿”踢入第二间，然后再把“坷儿”踢回第一间，最后踢出房子，完成跳第一间房子的任务。中间不许换脚。有时还增加游戏的趣味性，规定游戏者在整个游戏过程中，不准出声、不准笑。一人在“房子”里踢“坷儿”，其他人在旁边做各种诙谐的动作或说逗笑的语言，千方百计让游戏者出声或微笑。有趣极了！
最热闹的游戏莫过于“拉疯狗儿”（老鹰捉小鸡）。一个人装疯狗，站在大家的对面，一个人当“大人”和“疯狗”面对面，其余的都是“大人”要保护的“孩子”，依次拉着前面人的衣襟。游戏开始，“疯狗”左冲右突，想办法抓住“大人”后面的“孩子”，“大人”张开双臂，左右挪步，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则在后面毫无目的的吓跑。由于用力不均衡，有时会前后脱节，“大人”无法照顾游离的“孩子”而被“疯狗”抓到；有时由于左右摇摆失去平衡，整个队伍全体摔倒，“疯狗”便能轻而易举地抓到“猎物”。游戏过程中，哭声、笑声、高喊声、尖叫声此起彼伏，大家玩儿得大汗淋漓、不亦乐乎。最要劲儿的游戏是“尅杏核儿”。在地上刨一个坑儿，围着坑儿画一个圆圈，把约定好的、相同颗数的杏核儿放在坑儿内，轮流用自己准备的相对较大的杏核儿“尅”坑内的杏核儿，尅出坑外圆圈儿的杏核儿归己所有，掉坑内归公。至少两人才能游戏，人越多竞争越激烈。游戏难易取决于坑儿的深浅和坑外圆圈的大小，如果是第一次玩儿，胳膊至少要疼三天。
尅杏核儿摔箩锅、水出溜、冰出溜、开镖仗等，都是我们常玩儿的游戏。上肢、下肢得到充分锻炼，促进平衡、培养耐力，增强交往与合作。游戏规则明确，玩起来秩序井然。成功与挫折并存，勇敢与机智相生。这——就是我儿时的游戏。对于我来说，和以上游戏相比，弹玻璃球是一种奢侈的游戏。丢失、损坏、输掉都是“巨大的损失”，家长不会因为玩儿而去经常开支，没有了家长的经济支撑，慢慢的，弹球游戏逐渐淡出了我们的游戏圈儿。说起玻璃球儿，我还有一个非常惊险的故事。
记得自己大约是五六岁的光景，那年的正月初二，大人们都在为迎接奶奶家的娘家人（正月初二要看望姑奶奶）而忙碌，无暇顾及小孩子。百无聊赖的我正在门口转悠，邻居小伙伴来了，约我和他一起去他姥姥家。起初我不肯去，他很神秘地说姥姥家有很多玻璃球，拿回来分给我一半。禁不住玻璃球的诱惑，我和他手拉手出发了。邻居玩伴的姥姥家在河南（永定河的南岸），去她家需要溜冰过河。正月早晨的河冰冻得比较结实，我们俩随着来往走亲戚的人顺利过河来，接近中午才到玩伴姥姥家。姥姥家很清静，舅舅、舅妈带着孩子串亲戚去了，只有姥姥一人在家。可能是由于生活拮据，也可能是小伙伴母亲已去世——亲情冷淡的原因，姥姥表情冷漠，淡淡的说：“你怎么来了？”说话时眼睛还斜着看我，言外之意是“怎么还带着一个外人”。我恨不得即可离开，那还有心思想什么玻璃球的事。姥姥怕我们两个小孩踩冰过河出事，让等舅舅回来送我们。说着，在火炉上做了一壶开水，沏了一大碗茶汤，让我们俩匀着喝，没有年饭，没有点心和糖果。我催促伙伴快喝，喝完偷偷地从房顶跳到房后（姥姥房后是齐房高的沙丘）溜走了。
上午过河，有来往串亲戚的大人，中午，几乎没有人来回走动。我俩只能硬着头皮自己过河了。一到河边，就看到由于水面下降而冰层塌陷形成的大裂缝，不敢下去。往上（游）走走，往下（游）转转，终于找到一块稍微平坦的冰面，试着踩上去，还行，慢慢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面有一大片凸起的冰面，我俩刚踩上去就听见咔嚓咔嚓的响声，赶紧退回来，只能绕道了。好不容易绕过凸起冰面，前面又遇上了漫凌水（初春冰面变薄塌陷，流水在冰缝溢出而形成的“下面是冰，上面是冰碴儿”的特殊冰面），我俩战战兢兢地从冰水中蹚了过去，紧张得通身是汗，两脚却冰凉刺骨。忽然，隐约听见母亲的呼喊声，向家的方向望去，远远地看见哥哥、姐姐飞奔过来的身影，眼泪汩汩地从两眼流过面颊。
童“渔”
在童年的万花筒中，色彩最耀眼的当属“童渔”——童年捕鱼的记忆。
儿时老家的周边，到处是水。大雨时一片汪洋，雨过后沟壑充盈，鱼、虾、螺、蟹、鳖、蛙、蚌随处可见。因此，捕鱼就成了家乡的人们必不可少的生产、生活或休闲娱乐活动。
大人有大人捕鱼的方法——罩、网、笼、斗、勾——捕具繁多。罩鱼在河里，罩大鱼。撒网大多在水坑边，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十几斤重的大网，要抛得出去，还要撒得很圆，实在不容易。大水坑边，几张、十几张网，上下翻飞，很是壮观。粘网大鱼钻不进，小鱼粘不住，粘在网上的大小均匀；闷笼，不占时间，下好后抽时间再起；使柳斗淘鱼，用人多，收获大，运气好能淘几百乃至上千斤；用鱼勾垂钓的都是“贤人雅士”，小的时候很少见。
小孩儿有小孩儿抓鱼的招数。最惯常的是摸鱼，不用器械，经济实惠；洗澡、戏水、抓鱼，一举多得。在水坑边，折一根长长的柳条儿，咬住折口的柳芯，双手紧按住柳皮儿，往下一撸，一个穿鱼的工具（我们管它叫小刺猬）就制成了。逮着鱼，捏住鱼头，把柳条顺着鱼鳃穿进去，从鱼嘴透出，把鱼撸到柳皮、柳叶形成的疙瘩处，然后插在岸边，鱼在水里，半天不会死去。我觉着那样做很残忍，就在岸边挖一个小坑，放点儿水，逮着鱼放进去。这样做往往事与愿违，小坑儿离大水坑远，容易干，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往小坑儿里捧几捧水，忒麻烦；离大水坑近了，那些被捉住的、不让人心疼的鱼，跳几跳就能跳回大坑，每当这时，我懊恼极了。我摸鱼很有耐性。远离伙伴，蹑手蹑脚，屏住呼吸，在半米深的水坑里来回游弋。看到一墩水草，便慢慢地弯下腰，双手张开，若抱球状，轻轻地合拢，扑棱，调皮的鱼儿在双手合拢的瞬间迅速逃跑了，直起腰，抬头苦笑，继续游弋。鱼好像在和我玩耍，同样大小的鱼，在同一墩水草下，以同一种方式在手掌边游走。撩拨得我一次次躲开，一次次回来，一次次下手——在期盼和幻想的诱惑下，一次次的满怀希望，一次次的一无所获，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渴，常常是天光过午都忘记了回家。还有一种逮鱼的方法，用罗圈扣鱼，纯属娱乐——因为它很难捉到鱼。一个破了罗底的罗圈，大的直径约五十公分，小的直径也就三十公分左右，大、小罗圈的高都在二十公分上下。拿着这样的捕鱼工具，在水中左冲右突，追着鱼一顿乱扣。水浅了，鱼不去；水深了，没过罗圈，扣不住鱼。倒是蛮高兴的，我非常享受这样的过程。住在永定河边的人，多吃鲜鱼、大鱼，对于满坑边的田螺，近一斤重的河蚌，到处可捞的小虾连看都不看，也很少吃泥鳅。可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些都成了美味“珍馐”。
记得那时候，每当村边的一个大坑干了的时候，小伙伴们便拿着铁锨，或四齿、小铲儿、粪叉等工具，拎着脸盆，来到坑边，甩掉鞋子，挽起裤腿，开始挖泥鳅的活计。坑泥糖稀的时候不能挖，泥鳅钻得太快，逮不住；太干了，泥鳅钻得深，不好挖；只有在泥面刚刚淋透水，翻动能成坨的时候最好挖。一铁锨下去，四五条泥鳅就被翻出来，赶紧去抓，不然就又钻进泥里。抓的时候不能用力，越用力就越抓不住，粘滑的泥鳅让你有劲使不上。一阵忙活，收获满满，大半盆泥鳅端回家。母亲把它倒进清水，洗净捞出，放进稍大一点的面盆，撒上一把大盐，迅速盖上面板，压上两块砖，只听盆里如急雨落在鼓上——乒乓作响。慢慢地，声音小了，掀开面板，只见满盆泡沫，泥鳅互相缠绕着、艰难地滚动着。等到泥鳅不动了，换上清水，再次洗净，倒进用微火已烧热的大锅，摊平，开炮（bao）。晚上，母亲把一大盘鲜香酥脆的炮泥鳅端上饭桌。一九七二年夏，母亲由于不值得的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于县医院病逝。从此，我再也没有吃过那样鲜美的锅炮泥鳅。我想念那种味道，更怀念我的母亲。
童“殇”在童年的万花筒中，也有许多暗淡无光的画面——童年的许多事不堪回首。幼年，我和姐姐身体都很弱，动不动就伤风、感冒、咳嗽。那年冬天，我们又感冒了，继而开始咳嗽。白天稍轻，越是晚上咳得越厉害。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可把父亲急坏了，四处找大夫，左右瞧不好。最终一个大夫给定性了，我们姐儿俩得的叫“百日咳”，至少要咳嗽一百天，无特效药，等到一开河就好了。熬着吧，一家人都很无奈。后来不知父亲从哪儿买来一种药，灰白色，黄豆大小，一次吃一小把儿（小孩儿的手）。就这样一直吃，连最忌讳吃药的“过年”都没停，直吃得我看到灰白的东西就想吐，就连做梦看见那个白底儿浅绿花纹的盒子都觉得恶心。终于熬到了开春儿，天气转暖，咳嗽减轻，身上觉得有劲儿了。一天，在爷爷的鼓励下，姐弟俩把最后一盒药“争抢着”吃光了。吃饭的炕桌还没收拾，偶然碰到一根筷子，由于杠杆的作用飞了起来，姐弟俩来了精神，在桌子上重复着敲飞筷子的动作，在炕上做起游戏。偶然中的偶然，一根筷子飞向顶棚，筷子头儿戳了进去，像打秋千似的晃了几下，姐弟俩更开心了，把桌上所有的筷子都——投向顶棚，最后全都吊在了顶棚上，央求爷爷把筷子拔下来，继续投，把好好的顶棚戳得千疮百孔。爷爷唉声叹气，无可奈何。中午，上工回家的父亲，看到姐弟俩难得的欢快，在那一直阴沉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熬过疾病的痛苦与折磨，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饥饿的炼狱生活。在童年的印象中，1958年，生活得十分快乐、幸福。那时我已是一名小学生，有时去生产队参加劳动，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我村有两个食堂，小学生放学可随意挑选，到哪个食堂吃饭都可以。中午放学后，一群小伙伴唧唧喳喳地跑进食堂，围坐在放有长板凳的八仙桌周围，等着食堂的爷爷奶奶端上饭菜，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后来有些老人回忆当时的情形，现在听起来都是笑话。那年村里种的白薯大丰收，需要各家各户在自家切干儿、晾晒并保存，当时人们全都“吃喝不愁”，谁愿意找那麻烦。那天，某男家门口被人卸了一车白薯，便站在房顶呼天抢地、破口大骂：“谁这么缺德把白薯卸到我家。”好景不长，不知怎的，随即就闹起了灾荒，野菜、草籽儿、树叶、树根（做榆皮面儿）、秸秆、干麦苗、冻白菜疙瘩——全都成了果腹之物。老人们说，老天爷在降灾的同时，还会给百姓一线生机。民国32年大饥荒，满河筒（永定河两堤之间）的大白扎蓬，一人多高，食籽儿，烧杆儿，救两岸百姓于水火之中。“三年困难时期”，满河筒的蒲棒（俗称学名蒲草），食根，叶可织蓑衣、结草帘、编草墩儿——解两岸百姓之饥寒。灾荒过后，这些植物就很少在河套中出现了。生活所迫，不到十岁的我，放学后，背上兜屁股的背筐，带上齿把儿比我还高的四齿，拖着饥饿疲惫的身子，到河滩去刨蒲棒根儿，背回家剪段儿，晾晒，碾面，聊以充饥。当时没有痛苦、艰辛的感觉，只认为——生活就是如此。在童年的记忆里，除了幸福、快乐、惊险、病痛、饥饿，还有一件囧事给我留下深深的印痕，那就是“报庙”。我的理解是，老人去世后，把他的灵魂引导到庙里，好去阴间报道。那时哪有什么庙，只不过是在村边空旷的地方，用四块砖搭一个三面立砖，一块封顶，开口偏向西南的小窑窑而已。那一年，爷爷去世了，我是爷爷（父亲过继的二伯）唯一的孙子，报庙提灯的活儿自然而然地落到我头上。报庙时，我在前面提着围灯，母亲在后面夹着箩，箩里放着火柴和烧纸，再往后是我的四个姑姑，再往后还有谁我就记不清了，反正觉得队伍挺长，慢慢腾腾地朝村外走去。我提着灯在前面走，后面所有人都在哭，哭声断断续续，高高低低，带着韵味儿。有时能听出几句：“我那疼人的爹耶，你可不管我啦，留下你那业障谁还疼啊——”我偷眼看路边的村民，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有的皱眉，有的含笑，有的面无表情。我生性怯懦，那见过这种阵势，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逃离这种尴尬、窘迫、难堪的场面。时隔多年，我回到儿时的村庄，不见了水坑，没有了鱼，也看不到三五成群、嬉戏玩耍的孩童，街上连大人也很少见。忽然，从一个院子里跑出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儿，连蹦带跳、手舞足蹈。瞬间，只听院内发出惊悚地、急切地、气喘吁吁的喊声：“快回来，外面有车！”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跑出来，拉起小孩走进院里，砰的一声关上了高高的大铁门。偶尔看见一两个骑着扣棚电动三轮车的人，拉着孩子兜风，孩子坐在后排，透过玻璃窗，毫无表情地望着窗外。街心小运动场上，三几个小孩儿，五六个大人。大人们聊天看手机，小孩儿玩着各自的玩具。脚踏车、玩具枪、四轮电动汽车——“呜呜，她抢我的车。”一个孩子哭喊着跑向大人。“让妹妹玩儿一会儿。”大人劝道。“不，我的车，不让她玩儿。”我的心一阵怅然！我向往我的童年。
《京西文学》纸刊第5期正在组稿中，体裁要求：名人访谈、小说、小小说、散文、、游记、随笔、文史纪事、创作谈等（5000字以内为宜，限10000字以内）、诗歌（5首以内或150行以内）。截稿2020年8月31日。特此公告。投 稿 邮 箱：870413692@qq.com主编方言先生微信：870413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