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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袁照:秦兆基老师

秦兆基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更像是一个数十年的朋友。
他教我们语文,让我记住的不是他上课的情景,而是课余与我的交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语文课堂,也许是近百年来最枯燥、最单调、最说教的课堂。秦老师读书多,常看见他臂弯里夹着一些书,走进走出教室。我们学校西花园的长达图书馆,藏书很多,秦老师会不时的会借一些老旧文化刊物,给我们几个爱好写作的同学阅读,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现在回想,秦老师胆量够大的,那些刊物许多还是三、四十年代的东西啊。我就记得一九七三年的某一天,现在叫做元培楼的这幢教学楼的走道上,就贴出一张大字报,大意是揭发秦兆基用旧社会的大毒草,毒害学生。
读高中的时候,我就经常去请老师的家。秦老师那时住在离十中不远的望星桥北堍。一个很幽静的地方,鹅卵石的小巷,一边是窄窄的小河,一边是粉墙黛瓦的民居,斑驳的墙上,落满树的影子。一扇木门进去,一个小天井,天井南北两个厢房,北面那个厢房就是秦老师的家。有二十多个平米,房间里几乎全是书,书架上、桌上、床上都是书。秦老师有三个小孩,一男两女,当时都只有十一二岁到七八岁的样子。秦师母也是老师,有病,经常要发,大吵大闹,有时还要出走。但我每次去,师母都很平静,没有见过她吵过、闹过,她静静地坐在房间的一边,听我们说话,也不插嘴,只是眼光是直直的。后来我下乡去了农村,去得少了,偶而去秦老师家,师母见我来了,似乎认得我,坐在那里会对我微笑。那个时候,秦老师过得很艰难,又做父亲,又做母亲。他还有自己追求的事业,还比常人看更多的书,写更多的文章,真是不容易。秦老师的三个小孩,长大后,一个到了美国、一个到了新加坡,一个留在苏州。苏州的外甥女在我们学校读书很优秀,那年我把她推荐去报考新加坡的一个公费留学项目,被录取了。与其说我为秦老师做了一件好事,不如说我是在心里为师母默默完成了一项使命。
去秦老师家里或借书,或谈写作。三十多年前的情景,恍如昨日。我成家以后,还与秦老师保持经常来往,他也几次到过我家。我已经从农村返回苏州了,住在我父母的老屋里,在定慧寺巷西口,七八家房客挤在一个大门内。我已生了女儿,小家三口只有七八平米的地方,另有一个很小很低矮的厨房。秦老师来我家,就在厨房里坐着,两张竹靠椅,一杯白开水,与我交流写作。谈得热烈的时候,我三四岁的女儿进来,秦老师不客气地把她喝到一边,让小孩不要吵,吓得小孩哭。现在我女儿也长大成人了,有时提到这个秦老师,还会“恨恨地”不忘那个场景。我第一次发表的文章,是评论苏联的一位诗人的作品,就是秦老师在我厨房间对我布置的、后来又把它拿到《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上的经典诗文评介栏目去发表。秦老师乐意提携学生,把学生的成就视为自己的成就,一生如此。我当了老师以后,也乐意发表学生的作品,这是秦老师潜移默化对我的影响。
秦老师是对我产生影响的人,我高中以后的十多年内,只钟情于诗歌。我会想办法买到新华书店能买到的所有诗歌集,古今中外不一遗漏。也写诗,写在一个小本子上,没有投过稿,也没发表,乐此不疲。之后,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我有一天看宗白华(或朱光潜,时间很久了,记不清楚了)的诗论,说写诗往往会把一个年轻人的一生都毁了,看到这里吓了我一身冷汗。另一件事,几乎是在同时,我把自己的一组诗拿给秦老师去看,秦老师看了看,对我说:这个还能算是诗么?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来。从此,我整整有二十年不看诗,不写诗,专心在学校教书、专心在机关写公文。很清静,二十年的中国诗坛与我无关。
三年前,我又开始写诗了。是这个园子,唤醒了我的诗情。那年暑假,我去了圣洁的西藏,回来写了一组散文诗,我拿给秦老师去看,一周以后,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办公室,说:写得不错啊,是散文诗啊。他还告诉我,他把这稿发给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一位老编辑看,得到了赞许。让我感动的是,秦老师写了一篇比我原文还长的评论。我的散文和他的推介文章,不久就在《散文诗世界》同期发表了。以后,我写诗的兴致越来越浓,陆续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文汇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秦老师也陆续在报刊上发了三篇介绍、评论我诗歌创作的文章,其中有两篇收集在他近期出版的文艺批评专著之中。我年轻时候写诗,遭到他的棒喝,抑制了我的诗情,幸耶,不幸耶?中年以后,他又为我写诗喝彩,真是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秦老师是一个书生意气的人。他一生著作等身,但是荣誉几乎与他无缘,我不记得他获得过什么荣誉称号。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博学的人,他对语文教学的理解,即使现在学校也少有人超越他,他是我们江苏省,乃至全国其他省份正在使用的初中和高中语文苏教版教材的主要编写者之一,但是语文特级教师与他无缘。他是一个“布衣”,身上没有“光环”。但他的人生高度,却是我们这些上苍“恩宠”有一点荣誉的人,所无法企及的。我曾与他很诚恳地探讨过这个问题。是去年冬天吧,那一天,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靠在藤椅上,阳光很好,照在他的身上、也照在我的身上。他对我说:你现在提出的“诗性教育”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真生逢其时啊。你写诗著文,没有人反对你,还支持你,你是校长,有这个空间。假如你是一个一般的老师,你遇到了一个视野狭窄的校长,你非但得不到鼓励,还会说你不务正业。他说,有一年他教的高三毕业班,在那一年高考成绩是最好的,校领导很高兴,表扬他之后,又笑着说:假如你不写那些文章,或许你的高考成绩还会更好呢。我很惭愧,秦老师说,可这不怪谁,这是时代的局限。
秦老师是一个读了许多“无用之书”、写了许多“无用之书”的人。他研究范仲淹,写过长篇文学传记《范仲淹》、考证过《红楼梦》,出版了《红楼流韵》,给我的感觉,他什么都能写。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些与语文教学、与高考无用之书。2006年,是我们苏州十中百年诞辰纪念年。为了庆贺她,我们准备了五年时间,修旧如旧,梳理历史,重塑学校文化精神。最重头、最艰巨的工作,是编撰一部百年校史。当大家有些为难的时候,我胸有成竹。我请出了秦老师挂帅,他带着一帮有学养的老教师,用两年时间,呈现了一本《振华之路》,那是一本几乎校友人人都说好的校史。新课程改革,学校开设校本课程、开发校本教材,秦老师与特级教师徐思源一起,又带领语文组的年轻人,编写出版了《文学苏州》,全校已经使用了多年,并被学界认同、认可。
据说秦兆基老师是秦少游的后人,他说他的一个亲戚曾看到家谱,他没见到,我也没见到。小时候,吃过很多苦,家里上辈是曾拥有土地,但是一个“老来福”的人。今年春节前我去他家,住在教师新村的公寓楼上,上午十点半了,敲门进去,一个人坐在客厅,边吃早餐,边看电视,悠闲自得。我问:师母呢?他答:去置办年货去了。环顾四周,家里有条有理,温暖融融,有许多书,也不东一本西一本,放得有板有眼的。秦老师中年丧妻,孤独了一阵子。学校同一办公室的张老师,丈夫得病去逝,两个人同病相怜。秦老师君子好逑,锲而不舍,终成眷属。张老师是一个很文气的人,典型的江南女子,素雅、文静,落落大方,在学校是一个很受学生喜欢的人,她上课一派典雅。秦老师过去不修边幅,身上经常落满粉笔灰,甚至尘土,如今似乎越来越衣冠楚楚了,身上清清爽爽,不能不说是师母张老师修饰他的结果。
秦老师,近八十高龄了,但仍然笔耕不缀,几乎一年写作一本书,著作有十三本入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可知道的人不多。他是一个把写作融入自己生命的人,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得其乐。
(2011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