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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一个逃难的农民，在酷寒之夜被拉进一扇柴门。
宋代一个书生涉江落水，被一个渔夫救起。
明朝一个荒村小小的私塾开张，一个小孩开始念礼义廉耻。这些人，很可能是我们某个人的祖先。
今天我们的存在，其实血液里，就已经不知沉淀了多少的文化基因。
台湾作家吴念真，讲他的文化启蒙老师，不是什么大学者、大教授，而是村里一个很普通的写信先生。
这个先生会帮全村写信，经常很多妇人都在村口拿着信纸等他。他总是很好地坐下来，很注意形象，穿着干净，毛巾雪白，拿出一支很旧的派克钢笔，然后问人家要写什么。
那些村里的妇人，说话都很粗鲁。有个村妇就说，“跟我那个在台北的死小孩讲，他自己在台北逍遥没关系，全家都快饿死了！他弟弟妹妹学校要注册了，如果钱再不寄回来，全家上吊，我真的死给他看！”
先生听完，斟酌片刻动笔，写完念给人家听：
吾儿，是父母无能，才让你这么年轻就去异乡求生，让你受苦受难，但是最近家里有一点困难，小弟小妹要注册，你如果有钱多少寄一点回来。你在异乡身体保重。
念完，先生问妇人，“这样写对吗？”刚才嘴里还不停说死的妇人，听完很感动，不停说对对对，谢谢，拿着信纸满意而归。这个先生永远就这样，会把村里每个人要写的信，意思说清楚，但措辞很温暖。
有一天，先生把全村所有的小孩都叫去，让他们写信。几天后，先生告诉吴念真“之前写信是考试，发现你最会写。”先生把吴念真叫到一棵树下，坐下说：
有一天我会老，会死掉，就没有人帮邻居写信了，你要接替伯伯帮大家写信。
那时候吴念真才八九岁，成了先生的传人，开始给村里人写信。先生教导他，如果有人公开找你写信，代表内容可以公开。如果是让你去家里，给你几个李子、桃子，意思是要写的就是秘密，内容你不能跟别人讲，这是基本的道德。
后来这位先生去世，吴念真长大，历经世事，感慨说：
那时候不觉得怎么样，长大了知道，我们常说文化，那才是文化。那个先生不但知道如何奉献，如何守道，还知道传承。除了他之外，我所受的教育，包括老师、教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样的道理。
我想吴念真故事里那个写信的先生，我们很多人在生活里都碰到过。
他们其实很普通，也未必有多高的学问、多少的知识，但他们懂得如何将身边的粗鲁教化成温情，为后代的懵懂启蒙睿智。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文化并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化在生活里一点一滴的贤良，以及一代一代的传承。
今日看了牛皮明明写的这个关于吴念真先生的成长路上的一段经历，忽然想起一个熟悉的场景，幼年时候，在南沟村外婆家，因为村里没有理发店，很多老人又不愿意去镇上理发，有的是体弱走不到，也有三岁稚子会哭闹也很少去镇上理发，于是，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中年人，挑着剃头挑子，来到南沟，摆在外婆家门前的黄土路上，然后就会有热心的村民从家里搬根板凳出来，有白铜的脸盆，古稀或者耄耋的老者们会一个个过来，坐在那根板凳上，这个剃头师傅，从脏黑的油布包里拿出剃头的刀和推子，开始给他们理发，理完，然后弯腰在那个脸盆里一洗，一块很旧的毛巾在已经光光的头上一抹，剃头就结束了，老人剃完头，自家的小孩子也会坐在那里让师傅帮忙剃头。
而年幼的我，坐在静红家老房子后边的石头凳子上，好奇而又觉得好玩的看着他们理发，旁边偶尔有狗吠声传出，晌午的阳光有点儿热，有点儿耀眼，老者，孩童，剃头师傅，老旧的板凳，熟练的技术，构成了一幅美好而又宁静的画面。
很多时候，很多记忆，会在特定的场合忽然冒出来，是如此清晰，我记得那个剃头师傅的样子，微胖，皱纹，却又笑眯眯，然后，到了饭点儿，姥爷会让我给他端满满有阁楼手擀面，上面还加了一个泵的鸡蛋，香气扑鼻。
姥爷说，他来村里剃头是免费的，定期都会来，管饭也是应该的。
没有争吵，没有利益，没有价钱，乡民也自发，搬板凳，提供热水，管饭，一切仿佛约定俗成一般，是那时候乡村最普遍却又熟悉的画面。
其实，那时候我们的村子多么的穷，落后，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东西，连吃水都要去河滩的范水槽挑，可是，一切是那么的井然有序，一切是那么的约定俗成，大家按照从先祖流传下来的规矩，办事，红事白事，孩子上学，邻里纠纷，一切都会有妥善的解决，大家都是那么的兼顾礼义廉耻，而今，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我们所熟悉的旧式解决问题的方法已经不能被大家接受，所有的一切，都在向钱看齐。
向钱看，向钱看，财富就是话语权。
德高望重算个球！
古老风俗算个球！
礼义廉耻算个球！
呵呵呵呵呵，。。。。。。。。。
我站在每天必经的岔路口，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