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主观武断、脱离实际的主流经济学著述

一部主观武断、脱离实际的主流经济学著述
作者：吴铭（20190507）
读了温铁军教授《中国真实的经验——八次危机》一书，强烈地感觉到，温教授在分析认识新中国经济发展史时，严重脱离历史实际。他不是从全面、连续地分析中国经济实践中寻求经济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而是反过来，为了证明其先入为主的所谓“成本转嫁论”，他从新中国经济发展中找证据，凡利于其观点的证据，都在使用之列；如果找不到这种证据，就使用别人提供的歪曲的证据，或者对完整的证据加以剪裁，以便适合用于论证自己的“成本转嫁”论。凡不利于其观点的证据，都排除。虽然该书也声称“用脚做学问”，实际上，为了达到这种论证的目的，他不敢全面地、完整地、连续地、深入地研究新中国经济发展史，只能把这个历史切得粉碎，加以选择、歪曲，然后，从中找出适合其“成本转嫁”论的东西。这就好比一个居心险恶的法官，为了制造冤案，刻意避开事实的真相，处心积虑地选择、捏造、编排证据。
这种从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来研究问题，而不是从具体历史实践出发总结出理论观点的学术做法，属于典型的唯心主义，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学风，其恶劣远过于教条主义，是不能容忍的。
温教授研究问题的角度或许是“崭新”的，但也是荒唐的。
温教授似乎对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似乎一无所知，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区别，对公有制、私有制的区别均一无所知，也毫不关心，当然，也无所谓区别两种不同社会性下的经济问题。
该书第二章（第31页至76页）是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3次危机及外资外债背景”的，我对这三十年的经济问题很关注，且对此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外贸持高度肯定态度，所以，对温教授关于此一历史时期的论述加以评论，也向温铁军教授商榷并向广大网友请教。
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并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长期面临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外部威胁。此时，要实现工业化，有没有一种办法，既不需要对外掠夺、引进外资、输出危机，同时，在国内不但不引起经济危机，而且又能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我认为存在这样的办法，新中国前三十年就是探索这种办法，而且，这个探索，是非常成功的，有丰富的、系统的经验和理论。
总体地看，前三十年，中国实现工业化了没有？当然实现了，周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报告上就这么说的，我们建立了独立完善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有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甚至能生产大飞机，电子科技、医疗技术、核技术、造船技术、汽车制造等应有尽有，且一无内债二无外债。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没的提升？有，有极大的提升，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40岁提升到70多岁，各种恶性流行性传染病基本消灭，人口从4.75亿迅速提升到近8亿，赤脚医生制度、农村教育制度，完全普及，中国人的文化水平迅速提升。农业有没有大发展？有，按照八字宪法，8000多座水库建成，大大小小的江河沟汊得到了整治，大片的水洼地、盐碱地变成了良田，水浇地的比例大幅提升，农业初步实现了机械化、合作化，农村社办企业、村办企业全面开花，中国人在人口迅速提升的情况下，能够很好地养活自己，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外贸易有没有大发展有，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实现了对英法西德等西方国家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
这个按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指导的经济发展思维，就叫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计划经济，以毛主席为代表，是完全正确的，其具体内容包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化三改，人民公社，八字宪法，农轻重比例，“十大关系”，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等等。
这条道路，有没有遇到干扰，有没有曲折，有，还不少，主要是修正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干扰，我认为，温教授所谓的1960至1962年“危机”，其实是主观主义干扰的结果，并非是必然，解决这些所谓危机的办法，就是排除主观主义、反击“五风”、大兴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之风，扎实落实群众路线，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至于温教授提到的后两次危机（1968年危机、1975年危机），是温教授为了证明其理论而发明的，我觉得并不存在。我们后面再讲。
但，从其著述来看，温铁军教授却磕磕巴巴地认为，根本不存在以上这样一种道路，即，温教授坚持认为，作为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只要想实现工业化，就得有原始资本积累，而要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就必然产生“危机”，在危机不能对外转嫁的情况下，就必然向国内的“三农”转嫁，转嫁的办法就是“上山下乡”。虽然温教授也敢不否认、当然也不论述中国工业化的顺利成功和巨大成就，但是，他非常强调其中产生的“危机”“代价”和向“三农”转嫁，转嫁的办法，就是“上山下乡”运动。温教授的论述，就围绕“危机”“代价”和向“三农”转嫁危机的“上山下乡”运动展开。
之所以说其是“磕磕巴巴”地认为，是因为其论述非常勉强，逻辑上自相矛盾，前言不打后语。老实说，读温教授的书，非常费劲，很多名词和句子，要反复思考，也未必能弄清其本义。
一、原文：改革开放前一般认为是“工业化初期阶段”，若依据经典理论，则为国家工业化的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突出的特点是经济大起大落，具有明显的经济周期的特点。其间发生过三次城市经济危机，间隔约7－8年。（该书第32页第二段开头）
评论：温教授所谓的“经典理论”，肯定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我说你是从概念出发研究问题，而不是从实践发出研究问题，不冤枉你吧。
温教授的创造性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生硬套到社会主义中国上，然后，按照经济危机理论，生硬地解释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所以，才会突出强调“失业”问题，强调“上山下乡”问题，认为“上山下乡”是经济危机时，城市要“排斥”劳动力，并向三农转嫁。老实说，非常可笑。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确有尖锐的失业问题，但还有工厂倒闭、“生产过剩”、市场萧条等问题，而新中国，则不存在生产过剩，按照温教授的说法，1960年始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存在严重的饥饿现象，那说明产品不足呀！哪有生产过剩？这难道不说明中国的所谓“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同吗？
先入为主的“危机转嫁”论，已经蒙住了温教授的眼睛，所以，他拒绝观察这些不同点。
将新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强行纳入某种先入为主的理论观念，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唯心主义，主观武断，是学者之大忌。
二、原文：客观地看，这三次危机都是直接向高度组织化的人民公社、国营、集体农场大规模转移城市过剩劳动力（1960年、1968年、1975年三次上山下乡总计有约2000万以城市中学生为主的知青和几乎同样规模的以农村中学生为主的回乡青年），而政府同时通过加大提取农业剩余来“向向型”地转嫁因危机而暴露出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代价。（同页同段）
评论：这段话，我读起来非常费劲！作者的意思，只能靠猜！
准确地说，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即使有向农村、农业转移城市过剩劳动力的意图，也只是解决当时“危机”的办法，而不是“危机”本身。实际上，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发展三农，也不是为了转移劳动力！
那么，这时的危机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作者应该重点论述出来。但作者刻意回避这个本质问题。
根据历史，这时的危机，是苏联背信弃义，在中国拒绝其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橡胶园等试图侵害中国领土、经济主权的建议后，以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相要挟，这导致在建和在运行的工业企业和项目不得不大量停工和半停工，工人当然失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面临中断的危险；同时，农村因为刮“五风”和严重自然灾害，导致歉收，农民食不裹腹。
156个大型项目开工和建设期间，大量农民当上了工人。现在，这些工厂和项目停工了，这些工人怎么办？一部分骨干人员研究恢复这些工厂和停工、半停工的项目，大部分工人只能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能说这次劳动力转移是“转嫁”危机吗？为什么不能说这是解决“危机”的办法呢？这和资本主义的转嫁危机是一回事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持久的、解决不了的，所以，只能转嫁。而我们的问题是暂时的，是能够解决的，何来转嫁，又何必转嫁？资本主义向殖民地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金融甚至发动战争之时，只考虑自己的利润、占有市场、控制定价，考虑过其本国失业工人的悲惨处境吗？考虑过要改善工人的处境吗？考虑过要发展农业吗？资本家把产品毁掉时，考虑过普通百姓正需要这些产品吗？而我们解决问题的着眼点，一是人要有饭吃，农业要大发展；二是工业化不但不能停止！相反，还要加强！
准确地说，中国的这次工业化“危机”，只有在局部暂时失业这一个问题上，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一些相似处，在问题形成机理、处置办法、处置后果等所有方面，完全不同，所以，只能称之为“问题”，而不能称之为“危机”。将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混同一起，是不能容忍的。
实际上，温教授只敢就“失业”一点上谈这次“危机”，对于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对于上山下乡对“三农”的重大推动作用，对于“八字宪法”和农村“三化”运动，对于中国此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决工业化问题，对于此后中国成功解决了危机问题，温教授只字不提。我相信，你是不敢提，如果你一提这些，你的理论就站不脚了。所以，你只能如此断章取义。
这里，我解释一下当时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是以向苏联出口大豆、大米、茶叶、花生、食用植物油、肉类、服装，以及重要的战略物资，如制造尖端武器必不可少的矿石原料和稀有金属等，以政府间易货贸易的方式，换取从苏联主要进口大批机械设备特别是成套设备，主要包括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石油、电力、化工等项目的设备。1950年，中国从苏联进口的机械设备在中国进口总额中占10.6%，其中成套设备仅占0.2%；但到1959年，中国从苏联进口的机械设备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已上升到62.6%，其中成套设备占41.9%。另外，双方还有科技合作。
1950年，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苏两国就签订了第一个政府间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从而正式建立了两国贸易关系。1958年，两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和巩固了两国贸易关系的法律基础，中苏两国的贸易是以每年一次的国家间谈判达成的政府协议为依据的双边易货贸易，采用划拨清算的记账和结算方式，缔约国双方不用支付自由外汇，统称为政府协定记账贸易，根据1950年中苏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双方是以国际价格确定大类商品价格的，由于当时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波动小，后来双方就把合同价格固定下来，称为固定价格，在1970年以前，两国贸易以卢布为计价和结算单位进行结算，从1970年起，经两国政府商定，相互贸易改用瑞士法郎进行结算。
简言之，就是以农产品、矿产品出口的方式，从苏联购买工业化。本质上，这是一种公平、互利的贸易。关于其中的定价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不易贸然判定，我觉得，仍然应该认为是公平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农、矿产品出口，并不光是从苏联引进工业化项目，其中60.3%是用来归还抗美援朝贷款。就是说，温教授所谓的“三农”加矿产生产并对苏联出口，一小部分用来购买工业化，大部分（60%）用来归抗美援朝的贷款。
这种工业化道路，是不是必然导致“危机”？不必然。按照论“十大关系”的主张，如果操作恰当，合理安排农轻重比例，量力而行，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完全可以避免。
但，一、如果农、轻、重安排不合理，比如，购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超过了农业产品出口所能赚取的资金，那么，就会形成危机。二、既然农业承担了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那么，为了从苏联购买工业化，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即用“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解决生产力层面的问题，还有“集体化、合作化、机械化”。但，如果主观主义，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导致农业不但没有发展，反而突然受到意料之外的灾害，在此情况下，为了支付从苏联购买工业化所需资金，对农业涸泽而渔，也会产生农村危机。
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上述问题导致的，即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完全是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的责任，无关毛主席，也无关“大跃进”运动。相反，纠正以上的错误的，是毛主席；为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主动替这些一线领导人背黑锅的，也是毛主席。
温教授在这里只强调城市向“三农”转移过剩劳动力，但并没有指明，其实，农村、农民、农业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点（特别是在河南、安徽、四川等少数省份）！当然，所谓城市、所谓工人，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条件，也并不好。所以，称之为“城市危机”“城市经济危机”，是不准确的。但，为了论证其“危机论”“危机转嫁论”，他只能这么片面地理解历史，这是一种极不老实的研究态度。
再提醒一下，那时中国的工业化，很多项目在偏远的地区，也还不是城镇，中国也没有搞房地产，没有刻意制造城市。城市的建立，完全是满足工业化的需要，而不是工业化顺应城市化需要。所以，称这时的问题为“城市经济危机”，是很荒唐的。
当时，中国的农村需不需要这些作为知识分子的“城市过剩劳动力”？当然需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为发展三农，也为解决工人的吃饭问题、培育培养锻炼新一代劳动者，并非是为了什么转嫁危机。
要说从苏联购买工业化，提取的农业劳动力、农产品剩余过多，超过了三农承受能力，导致了三农的危机，多少还有那些点道理。要说是什么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危机，就是胡扯了。
再说，号召知识青年和失业工人，到农村去，这并不是向三农提取剩余！相反，这是为了增加三农的剩余！！也的确发展了“三农”。
三、原文：政府同时通过加大提取农业剩余来“内向型”转嫁因危机而暴露出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代价。（该书32页第二段中间）
评论：采取出口农产品向苏联购买工业化的办法，的确需要提取农产品剩余，照理，会导致农民贫困。这个产品因为要卖给苏联，换取其工业支援，所以，这个“农产品剩余”也并未白白给工人和政府人员享受。换来的项目也需要工人，尤其是偏见地区的项目，只能从农民、转业军人中招工解决，即农民工人化。这是个农民向工人转化的过程，并非是“上山下乡”的过程，可你讲的是“上山下乡”是工业化向农村转嫁危机呀？
这里，你所谓的“危机”究竟指什么？
另外，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一回事吗？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多大关联？许多大型工厂建在偏远农村，而不在城市。比如，北京西南的燕山化工厂。再说，农村也有大量的中小型工厂。你把城市化和工业化等同起来，合适吗？
四、原文：亦即，中国的“三农”不仅承接了当代工业化原始的制度成本，而且成为此过程中承受经济危机代价的主要载体。（该书32页第二段）
评论：这里的“制度性成本”是指什么？我只能理解成农产品出口，换取苏联提供的工业化支援，苏联，有可能在定价问题上，压低我方商品出口价，抬高自己工业援助的出口价，让中国多掏钱，这就是制度成本。但，这个成本，如果真的存在，也是苏联的原因，并不是工人和政府人员私吞了。
后半句怎么理解？经济危机指什么，其代价是什么？“经济危机代价”究竟指什么？如果把经济危机理解成工业化突然中断，那么，代价当然是以前花给苏联的钱，相当部分打水漂了，相应的农矿产品出口，也打了水漂。至于城市工人因为工业化中断，不能就业了，这是中业化突然中断的后果，而不是代价！
此时，怎么解决工人就业问题？在工业化还没有大幅运转的情况下，让他们中的部分人上山下乡、再次返乡，有错吗？原本就是农民，现在，条件不允许，你们再做农民，有何不可？再说，此时的农村，的确也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以发展农业。“上山下乡”，有错吗？
再再说，如果中国不搞工业化，这些城市人是不是就能够找到工作？难道工业化不是解决工人的就业问题反而是制造了失业问题？
温教授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在引进苏联156个项目过程中，有大量农民、解放军转业军人，都当了工人，这算不算又提取了“三农”的劳动力？如果按照温教授的逻辑，这种从“三农”招工的办法，才是真正的向“三农”转嫁工业化、城市化成本！但，中国当年是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呀！怎么就成了工业化向农业转嫁经济危机的代价了呢？
诸如农村医疗、农村教育、农村发展经济作物、农村办科技、农村办企业，都需要有知识的劳动力，而当时农村识字的人很少，“上山下乡”，难道不是大大推动了“三农”发展吗？
再说，整个前三十年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工人数量是一直在增加的，而整个新中国前三十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直没有停止！难道中国一直处在城市化危机之中，一直在向农村转嫁？那增加的工人从哪来的，现生也生不出那么多吧？
五、原文：这三次危机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危机相比，最大不同在于代价转移的地区。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集中于城市的国家产业资本可藉高度组织化的农村集体向农村转嫁危机，因此使城市经济及其政府管理体制得以延续——（该第33页第一段）
评论：这里，连着三段，都重复使用了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这一数字，有这么写论文的吗？
逻辑上讲，既然你讲到改革前后两个时期处理经济危机的“最大不同在于代价转移的地区”，在讲完前30年向农村转嫁危机之后，就应该讲一下，改革开放后经济危机向哪里转嫁。现实地看，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都往北上广等大中小城市跑，到东南沿海打工。农村大量存在“老人村”“孩子村”问题，农村基本破产，地没有人种，和英国的“羊吃人运动”差不多。这算不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危机对“三农”的转嫁？这和前30年也没有什么不同呀。
但我一直看完这部分，也没有找到你关于改革开放后工业化代价转嫁地区的论述。
称156个项目为“资本”合适吗？这156个工业项目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吗？以赢利为目标吗？你考虑过合理确定农轻重比例、全国一盘棋、中央的拨款政策吗？考虑过国家按商品价值规律确定产品价格（即定价权）了吗？用市场化即资本主义那套概念去理解公有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事实，会不会产生歪曲？
六、原文：……上山下乡……政治运动，与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结构体制不断加强，相辅相承，具有相同特点——都是政府面对城市爆发经济危机并同步发生大规模失业的时候，把危机代价向农村转嫁的基本手段，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为止。（该书第34页）
评论：工人可以成为农民，农民必要时也可以成为工人，农村也可办工业，工业支援农业机械化，城乡怎么就二元分割对立了？这表明城乡、工农业配合得很好呀！
你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城乡二元分割对立吗？整本书都不解释，你让我怎么理解、怎么能接受？
再说，怎么那么巧，到了1979年，前三十年结束了，中国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恰好也完成了？你能否论证一下，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的标志是什么？为什么说是1979年原始资本积累完成，为什么不是1969年，不是1992年？不是2012年？
你不加论证，就说国家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完成于1979年，让我怎么接受？再多积累几年不成吗？
如果观察一下历史事实，改革开放后，中国放弃了工业化，连前三十年的工业化成果，也任其荒废。这是为什么？难道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了，以前的工业就可以抛弃吗？
此时，知识青年回城，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减少，算不算此后的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提取？算不算工业对农业转嫁危机？如果算，那么，向农村派出劳动力，是向农村转嫁代价；而从农村提取劳动力，也是向农村转嫁代价，咱不能这么说话吧？
七、原文：当年中国虽然没有发生严重的社会动乱，但在资本集中的高风险的城市社会发生的却是以“阶级斗争”为名的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消纳社会紧张关系。（34页）
评论：政治运动消纳“社会紧张关系”，究竟指什么？怎么消纳的？
请记住，按照温教授的这个说法，“政治运动”可以消纳“社会紧张关系”。
这话说得是不是有些太随意？
“资本集中的高风险的城市”，为什么是城市就高风险？风险是指什么？
八、原文：那时初步暴露出来的赤字危机诱发的复杂矛盾，是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主权国家在尴尬地被纳入战后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战略的条件下，不得已接受外资以用于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规律性后果。
评论：除了看到作者对新中国的反感之外，完全看不懂作者想表达什么意思。
温教授可能没有搞清楚外资和正常贸易的区别。苏联对中国的工业援助，是中国用农、矿产品出口换来的，本质上是正常的政府间易货贸易、等价交换，在这个贸易中，中国掌握一定定价权，而不是中国接受苏联的外资。如果你认为苏联给予中国工业援助是中国接受了外资，那么，中国出口苏联需要的农产品、矿产品，是不是也意味着苏联接受了中国的资本输出？胡闹。
这里突然冒出个“赤字危机”，前文从未提及，让人怎么理解？复杂矛盾，究竟指什么？
中苏关系，毛主席一直强调独立自主，可以争取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但不能附加政治条件，且绝对不可依附这种支援，这见之于论十大关系。什么叫“在尴尬地被纳入战后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战略”？你能解释一下，这里“尴尬”是指什么？
要说有错误，就是中国有那么一部分人，在苏联向中国提供工业化的时候，迷茫了，形成了盲目依赖，没有保持独立自主性，没有意识到，苏联的工业化援助，也是要附加政治条件的。
（太长了。有时间，我会继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