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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鸣·中国史略》（五卷本）新加坡版
鹏鸣《五卷本·中国史略》之《中国文化史略》
发祥文化的产生与人类的出现同步，远远早于文明的出现。在东亚这片土地上，中国人远在100多万年以前，就开始创造着与其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化样态。中国的史前时代，先民们以石器、木器和骨器等简陋的生产工具，创造了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他们同样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这在近百年来发掘的旧石器和新石器考古文化中均有反映。人之起源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中国文化史的叙述必须从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说起。20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学者如安特生等，从“文化及人种单源说”出发，指认中国人种外来，有西来、南来、东来诸说。然而，大量考古发现一再有力地驳斥了这类论断。东亚大陆是古人类化石发现地之一。自1929年中外学者在北京发现晚期猿人（直立人）头盖骨化石以来，几十年间多有古人类化石出土。考古学依据人类所使用生产工具的变革，将人类古代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而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前后两个阶段，人类在石器时代的生活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在中国境内发现了多批属于旧石器文化的人群。1．直立人，亦即“正在形成中的人”主要有——巫山人，1986年发现于四川巫山，距今200万年左右。元谍人，1965年发现于云南元谋上那蚌村，距今170万年左右，元谋的直立猿人已能制造和使用石器，可能已会用火，表明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起源和早期人类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蓝田人，1963年发现于陕西蓝田，距今65至80万年，脑容量约在780毫升，同时出土的还有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打制石器。北京人，1929年发现于北京西南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距今50万年左右，平均脑容量为1075毫升，身长约156厘米，群居洞穴，狩猎为主，打制石器，用火痕迹明显。2．智人，亦即“完全的人”，又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早期智人（古人）主要有：马坝人，1958年发现于广东韶关马坝乡狮子山洞穴，距今20万年，体质与尼安德特人相类。大荔人，1978年发现于陕西大荔，距今10万年。长阳人，1956年发现于湖北长阳赵家堰洞穴，晚于马坝人，早于丁村人。丁村人，1954年发现于山西襄汾丁村，距今约5万年。3. 晚期智人（新人），主要有：柳江人，1958年发现于广西柳江通天岩洞穴，晚于丁村人，早于山顶洞人。山顶洞人，1933年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穴内，距今1.8万年。资阳人，1951年发现四川资阳黄鳝溪，距今7000年。这些古人类的脑容量呈增长趋势，如蓝田人780毫升，北京人859～1225毫升，山顶洞人则为1400毫升，逐渐逼近现代人的脑容量。这表明，古人类在长期劳动生活实践中，智力稳步增进。从体质人类学考察，世界上的人类分为黄种人（蒙古人种）、白种人（欧罗巴人种）、黑种人（尼格罗人种）三大类别。从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直至柳江人、山顶洞人，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体质特征，如颧骨高、颧面前突且垂出，上门齿呈铲形结构，鼻子较宽，下颌圆枕多见、发育有矢状脊等等。到后来的新石器时代，各地区居民的体质有明显的差异，而且从骨骼的异常变形还反映出各地存在着一些区域性特殊风俗（如人工拔牙、头骨枕部畸形、口颊含球等），但是这只能意味着早期蒙古人种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体质多样性。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居民，在体质上存在明显的承续、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在一个大的人种一一蒙古人种——的主干水平下发生和发展的，构成中国原始先民的人种特征中没有发现西方人种的成分。中国人种不是外来的而是独立起源的，它对后来中国文化持久稳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区别于动物，首先在于人能从事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而劳动的特征和前提是制造并使用工具。古人类只能对自然物（如木、骨、石等）稍加制造，充作某种用途的工具，使手臂得以延长。而在漫长的岁月中，“木亡石存”，今日我们所能得见的古人类的工具遗留，主要是石器。“旧石器”和“新石器”的区分，主要在于先民使用的石器工具制作的精细程度。上述从元谋人、北京人到山顶洞人、资阳人，都处在旧石器时代。这百余万年间，古人类用碰砧、打击、刮削等方法，对石块进行简单加工。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也具有部分共同的特点，如石片石器为主、砾石石器和石核石器次之，刮削器、尖状器两类工具最为普遍，以石锤直接打击、单向反面加工石器的方法为主，石斧不发达等等。在距今12000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不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开始使用磨制石器，除此之外，农业、养畜业和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被引入中国，始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中国考古发掘的100项重要成就中，就有近30项是关于新石器文化的发掘。在中国内地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7000处以上，已发掘的也在400处以上。其中比较典型的新石器文化有：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其生产工具有磨制的刀、斧、锛、凿等，骨器精致，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饲养猪、狗等家畜。属母系氏族社会的繁盛期。由于遗物中常有彩陶，所以也曾被称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遗址在西安东郊的半坡村。1958年在遗址上建立半坡博物馆。河姆渡文化——1973年首次发掘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东北，距今六七千年，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其生产工具有伐木用的石斧、石凿，农耕用的骨耜和狩猎用的骨镞等。陶器为黑陶，纹饰多为绳纹和刻画动植物的花纹；有大量稻谷遗迹和猪、狗、水牛等家畜遗骨；采用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这说明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同期，在长江流域也有灿烂的原始文化。大汶口文化——1959年首次发现于山东宁阳堡头村和泰安大汶口一带，距今约6000年，分布于鲁西南和苏北的黄河下游地区。其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骨、角、牙器多而精致，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屈家岭文化——1954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分布于江汉平原。以薄如蛋壳的小型彩陶、彩陶纺轮、长颈圈足壶为主要特征。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粳稻，饲养猪、狗家畜。年代晚于仰韶文化，而与早期龙山文化相当。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000多年的一种文化。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其生产工具有磨制的石镰和蚌镰。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开始用轮制。出现卜骨。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发达。属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因遗址发掘出黑陶，又称“黑陶文化”。此外还有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南舞阳贾湖、甘肃秦安大地湾、湖南澧县城头山、内蒙赤峰兴隆洼、陕西临潼姜寨、四川巫山大溪、河南陕县庙底沟、山东章丘城子崖、浙江余杭良渚、湖北天门石家河、甘肃临洮马家窑、辽宁凌源牛河梁、山西襄汾陶寺、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台湾台北圆山等等，都是著名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广泛，基本遍及今天中国领土所有省份，考古学家将其概括为“满天星斗”。这表明，中华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广泛地活动在东亚大陆及周边岛屿，其生活样态、物质和精神成果，在享有共性的基础上又具有相当的差异性。
原始农耕和畜牧业与使用木石工具相同时，人类开始用火。火的保存、使用及获取，使人类在暗夜和严冬获得光明与温暖，不再“茹毛饮血”、“伤害腹胃”，而得以“熟食”，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生活质量也明显改善。从利用自然火到人工取火，从生食到熟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中国人颂扬“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的燧人氏；希腊人赞美窃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对于“用火”这一伟大进步的追怀纪念。元谋人遗址已发现用火痕迹；而北京人洞穴内灰烬厚达6米，表明至少在50万年前，华人先祖已经熟练地用火与贮火。旧石器时代早期（如北京人时期），人类过着原始群居生活，即古籍记载的“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遒。”旧石器时代中期（如马坝人、丁村人）和晚期（如柳江人、山顶洞人），随着渔猎、采集经济的发展，男女分工明显，逐步由血缘公社转变为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是由一个女祖先繁衍下来的血缘集团，“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按母系血缘计算，生产资料公有，集体生活、共同消费，血缘内婚向氏族外婚转变。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也即距今七八千年前后，中华先民的生活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直接攫取（被动依赖）自然物的采集、渔猎经济开始向生产性的农业、畜牧经济转化，先民获得较稳定、丰富的生活资料。这就是所谓“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的转变，人类的文化史也由之实现一大飞跃，有西方学者将这一转化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农业革命”，或“第一次浪潮”。传说创制耒耜、教民耕稼的“神农”，实则是母系氏族时代众先民的代称，而其间发明定居的农业耕作、培植农作物的主要劳绩应当归功于妇女，当时男子主要从事渔猎。东亚大陆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考古资料和农史文献显示，古代先民在温暖湿润、土壤肥沃的黄河、长江流域，选择和培育了包括谷物、蔬菜、油料、纤维和果木在内的诸多农业品种。如由野生山羊草培育出小麦，由野生狗尾草培育出粟子（小米），由野生稻培育出水稻，其它如大豆、茶、柑橘、梨、李、梅、荔枝、龙眼等作物都被公认为原产于中国。距今4000至8000年的新石器文化的出土化合物中，保存了古文献中所见的各种五谷果蔬，如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前）中，就发掘出储有腐朽粟米的窖穴88个，储存量十分惊人，同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和稍后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水旱作物，其生产水平已脱离了农业产生的初期阶段，说明农业的起源还可上溯。1988年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中，发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作遗存，距今约九千年。此外，家畜、家禽饲养业与农耕业相辅相成，并行发展。狩猎的剩余使先民学会了将野生动物驯化成家养动物，以用于农业生产和食物补给，如从狼驯育出狗，从野猪驯养出家猪，从原鸡驯育出家鸡。在商代的青铜文化出现之前，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家养牲畜已有猪、狗、鸡、黄牛、水牛、马、山羊、绵羊、猫等近十种，人类文明生活中饲养的几种基本家畜，即所谓六畜——马、牛、羊、鸡、犬、豕都已齐备，其中北方以饲养猪、狗和鸡为主，南方以饲养猪、狗和水牛为主。东亚大陆新石器时代家禽饲养业的结构与西亚（以绵羊和山羊为主）和南亚（以黄牛为主）有所不同。与农业、畜牧业发明相伴，这一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石器已由粗放的打制阶段转为精细的磨制阶段，从而进入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导致的谷类熟食生活，提出对耐烧炊具的要求，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便应运而生，陶器是人类使之改变分子化学结构的第一种制作物。此外，麻类等农产品则推动纺织的兴起，在仰韶文化的山西西阴村遗址和河南青台村遗址，以及良渚文化的钱山漾遗址中，分别出土了蚕茧、绢片、丝带、丝线，说明养蚕和丝织业也已开始。这样便出现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伴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社会组织方式亦发生变化。农业、畜牧业发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女性曾经是主要农业劳动力，占据社会宰制地位。随着社会生产力向纵深发展，尤其是犁耕出现，要求身强力壮的男子从渔猎转向农业和专业手工业（如制陶），逐渐取代妇女成为主要农业劳动力，体力较弱且有生育之累的妇女则从事纺织、炊事和养育子女等家务劳作。男子的社会地位历史性地超过妇女，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文化人类学的新近研究表明，初民社会不一定都经历了完整的母系氏族制，有些初民社会一开始便由男性主导，但先有母系氏族制，后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则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父系氏族制区别于母系氏族制的关键，在于世系按父系计算，男子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宰和核心。男子出嫁到女方的对偶婚演变为男娶女嫁，母系家庭公社向父系家庭公社转化，进而形成以男子为家长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在父系氏族制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始有了剩余产品，一些氏族首领利用公职之便，将某些集体财产据为私有。最先出现的私有财产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等动产，粮食和家畜逐步也成为个体家庭的私有动产；以后，房屋乃至土地等不动产也为个体家庭所私有。“货力为己”的私有制社会到来了。与私有财产的出现相关联，随之发生阶级分化，家内奴隶制是最初形态。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氏族公共葬地，各墓间随葬品多寡悬殊，足见在同一氏族内，成员的贫富差异明显；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男子身边有妇女和儿童，说明男性家长已有为其殉葬的奴隶。私有财产及奴隶的出现，导致掠夺战争频繁，为着自卫及掠夺的需要，氏族结成部落，部落结成部落联盟。距今四五千年，中国大地分布着若干部落联盟，传说中的尧、舜、禹，是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其时实行军事民主制：第一，首领公举，史称“禅让”。如尧咨询四岳（诸部落长），四岳推选舜为继任人，又对舜考核三年，以舜摄位行政，尧死，由舜继位；舜晚年亦咨询四岳，挑选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第二，大事众议。宣战、媾和、联盟、继位等均由氏族首领组成的议事会决定，不能个人独裁。《史记·五帝本纪》载，尧与四岳讨论，起初彼此意见分歧，最终尧服从“众议”。“禅让”而不是世袭，“众议”而不是独裁，这构成中国原始民主的基本内容，被后来的诸子学说一再渲染，奉为“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标志，尧舜时期也成为儒家“祖述”追怀的黄金时代。
初民精神与文化生态中华先民在原始公产的石器时代，不仅发明农业，创制陶器，而且还培植出质朴的精神之花。原始宗教是先民们精神世界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协调原始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当时人的本能与文化之间的张力，满足前文明时代人的精神需要，故而原始宗教曾经是原始时代的主流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中的初民一样，中国的原始宗教也经历了由低级至高级、由自然神到人格神的转化过程，它包括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几大类。【自然崇拜】宗教最初萌动于原始人的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曾发现太阳纹、日月山等形象，可能是初民对太阳等自然物崇拜的遗迹。殷墟卜辞有“宾日”、“饯日”的记录，是原始社会太阳崇拜在文明时代的遗存。【图腾崇拜】对具体自然物的崇拜，后来抽象为图腾崇拜，即相信每个氏族起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并将其视作族徽。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雕刻常有鸟形图案，半坡出土的彩陶盆上有人面鱼纹，都有可能是某些氏族崇奉的图腾。传说中黄帝、炎帝等部族都有其专崇的图腾。到中国文明的前夜，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各地分别形成了一些富于特色的图腾崇拜习俗，如东方尚鸟尚凤、东南尚蛇、中原尚龙、西南尚虎等等。后来中华民族奉为神物的龙、凤图腾，已分别见于磁山一裴李岗、红山牛河梁、仰韶庙底沟、良渚等新石器文化中，如江苏良渚文化墓葬陶器上有勾连的似蛇非蛇花纹，可能是古越人崇拜的龙图腾；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三组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形，或龙虎合体，或龙虎相向，龙啸虎奔，气势非凡。这些表明中华先民的龙图腾崇拜至少可追溯至六七千年前。凤与龙都不是实有动物，它们分别综合了多种动物形象，如龙综合了马、鳄、蛇、鹿、鹰等动物的部分形象，显示出图腾崇拜呈组合趋势，这正是分别崇拜某种动物的诸氏族、部落走向大规模融合的体现。【生殖崇拜】两性关系的原始本能和对生殖繁衍的渴望，又造成原始时期生殖崇拜盛行。仰韶文化、马家浜文化中还出现陶祖崇拜和石祖崇拜，供奉陶制或石制的男性生殖器。【祖先崇拜】原始人相信万物有灵，由此产生灵魂和鬼神观念。鬼神崇拜兴起，源于对血亲先辈的敬仰，并在鬼神崇拜的基础上又产生祖先崇拜。母系氏族社会盛行女性祖先崇拜，如传说中的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女娲，便是母权时代的崇拜对象；又如红山文化遗址发现高腹丰臀、乳房硕大的陶塑女神像。父权制确立后，尊崇男性祖先，传说中开天辟地的巨人盘古，创造华夏文明的炎黄二帝，便是父权时代的崇拜对象。祖先崇拜长期延伸，构成中国人传统观念的重要部分：其远祖崇拜是后世圣贤崇拜的源头；近祖崇拜则是后世宗法文化的先导。原始宗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些以谋求控制自然力为目标的仪式，这便是巫术。巫术有祈求式、比拟式、接触式、诅咒式、篆符式、占卜式等。从事巫术和主持祭祀起初并无专门人选，往往由氏族首领临时担任。以后渐渐出现职业祭司和巫师，他们自称可以通神，上达民意，下传神旨，预卜吉凶，治病救人。这种宗教职业者，他们既以非理性的迷信为务，又是初民文化（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药学）的保存者，其职司大略有五：祝史、预卜、医、占梦、舞雩，从而成为知识分子的前驱。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对原始先民的文化生活加以追溯，发现其时中国人的文化成果也相当丰硕。【语言与记事符号】语言是劳动的产物，它与人类社会同时形成和发展起来，最初产生的是肢体尤其是手势语言，进而形成分节口语，成为人们交流思想、协调动作、传授经验的交际工具。为了帮助记忆和传递信息，先民还创作了各种记事符号，如《易·系辞》所载的“上古结绳而治”，又如《旧唐书·西南蛮传》所载少数民族的“刻木为契”。父系氏族制社会晚期，先民创造出更加复杂的刻绘符号。这些符号已经走到文字边缘，成为汉字的前驱。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资料，在早于仰韶文化的泰安大地湾、裴李岗文化的舞阳贾湖遗址，仰韶文化的半坡、姜寨、宝鸡北首岭、柳湾马厂等遗址，龙山丈化的章丘城子崖、永城王油坊、登封王城岗等遗址，一直到接近于殷商文化的偃师二里头文化中，都有陶器刻绘符号的发现。如1954年西安半坡出土的110多件陶器口沿上，共有约32种刻划符号，以后又在陕西姜寨发现130多件，共约40多种刻绘符号。此外，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宁阳堡头、莒县陵阳河、诸城前寨等遗址，以及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等遗址中，还出现了更具有图画特征的另一类象形符号。这两类符号大多有规律地刻绘在某一种类的陶器或玉器上，而且从中可以明显看到由简到繁的演变特点。故有学者称它们已“具有文字性质”，将其视为甲骨文、金文的前身加以研究。目前就此尚有争议，且待更新的考古发现面世。【绘画、雕塑】古籍有关于初民绘画的记述，如《吕氏春秋·勿躬篇》的“史皇作图”，《路史》的“颗首作画”即是。征之以考古发现，原始绘画有装饰性图案画和写实性绘画两种，均见于彩陶。彩陶图案表现出由具体形象到抽象线条演化的趋势，如半坡彩陶有鱼的抽象化图案、庙底沟彩陶有鸟和花的抽象化图案。此外，后世中国画以笔墨造型，基本技法为勾线法、没骨法、填色法，这些重点在原始绘画中已有显现。原始绘画艺术，还可见之于遍布全国的崖刻、岩画中，彩绘素锲，内容丰富。一般北方岩画重于写实，多与农牧民生产生活有关，如内蒙阴山、宁夏贺兰山所见；南方岩画重于宗教意义，多与祭祀巫术有关，如云南沧源、广西花山所见。初民的雕刻艺术，有骨雕、牙雕、陶雕和石雕，以平面线刻为主，浮雕、圆雕和透雕较少，这与当时缺乏硬度高的雕凿工具有关。随着制陶术的普及，陶塑艺术也得到发展。陶塑题材广泛，有家畜家禽、飞禽走兽、房屋、人像。注意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结合，是其显著特色。新石器时代的鼎、鬲、岙、豆等陶器的种类、形制、组合都对后来中国青铜文明产生直接影响，有些特点甚至在后世中国艺术风格中流裔深远。【音乐舞蹈】原始音乐有声乐与器乐之分。声乐在原始社会已极发达，它是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群众性艺术，时间的流逝使口耳相传的古声乐曲散音消，今日已无法得聆其韵，但从古文献记载的部分古歌谣、古韵谚却可略窥其貌，如相传作于伏羲时期的《网罟歌》、作于大禹时的《涂山氏妾歌》、作于古越人的《飞弹歌》等。器乐也因古乐器的保存而可略观其面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出土石器时代古乐器甚多，气鸣乐器有骨笛、骨哨、陶埙、陶号等，打击乐器有陶钟、陶铃、陶鼓、鼍鼓、石磬等，证实这些传说并非向壁虚造。河南舞阳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掘出10余支骨笛，采用飞禽腿骨制成，管壁上钻有7孔，测音表明它们至少已具备六声音阶结构，发音准，音质好，有的可能是七声音阶齐备的、古老的下徵调音阶，这可能将中国古代七声音阶的发明年代上溯至距今七八千年前。舞蹈是带节奏的人体动作，用以表达思想情感、反映生活。它与音乐相伴相依。氏族制社会人们聚族而生，集体劳作，集体娱乐，故舞蹈尤盛。《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述初民载歌载舞以庆贺狩猎成功和农业丰收，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情形；《韩非子·五蠹》的“执干戚舞”文句，则表现虞舜时期为征讨三苗，举行军事舞蹈的场景。考古所见西北地区的一些陶器彩绘和岩画图案中，往往绘有集体舞蹈图形，如青海大通县和宗日地区两次出土的多人舞蹈纹陶盆彩绘，便是原始艺术的直接摹写。【天文历法】天文历法知识的萌生，早于农业的发明。东亚大陆尤其是华北平原，四季变化分明，自然节律清晰，有利于天文观念的产生。初民在狩猎、采集和迁徙过程中，逐渐熟悉太阳东升西没、月亮圆缺、气候寒暑更替等自然现象，积累起最初的天文历法知识。与世界其他较早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如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一样，中国的天文历法也起始较早，古籍关于庖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容成用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的种种传说，正是初民探索天文历法知识的写照。而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恰可证实这一点，郑州大河村出土的陶器，有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和星座图；连云港将军岩的岩画，就有一组描绘了日、月和其他星象。这便是新石器时代初民仰观天象的艺术写真。【数学萌芽】《路史》有“隶首作数”的传说，征之以半坡出土的彩陶，可发现各种反映数的概念的纹饰，如三角纹、斜线纹，还有两条至七条线分别组成的纹饰。庙底沟的一件陶器有两个填以网纹的圆形图案。梅堰出土的鱼形骨匕，两边的三角纹的组数相等，各为12组。可以推见，当时的人们对12以内的数有着明确的概念。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出土的中空球状陶器，整个球体被等分为24个球面等腰三角形，可见当时实际上已有等分球体的几何知识。【建筑技术】《韩非子·五蠹》载，有巢氏“构木为巢”，《易·系辞》则有“穴居”之说，这是关于建筑起源的古老传说。“巢居”与“穴居”同为中华先民最早的两种居住方式。以后，在长江流域“巢居”发展为“干栏”式建筑，即在基址先打木桩，再加铺板，作为房基，然后在其上架盖居室。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作此种建筑用的上千个木构件，可推见该地干栏式建筑的规模不小。在气候较寒冷的黄河流域，“穴居”得以保留和发展，形成土木合筑的混合结构，并流行夯筑技术。半坡遗址采用“前堂后室”布局，即将一间大房子分隔成前后两部分，前堂为一宽敞大间，后室又隔为几个小间，此种结构对后世宫殿建筑中“前朝后寝”的原则深有影响。干栏式建筑和土木合筑式建筑成为以后中国建筑的主体，与古希腊以岩石为材料的建筑形成比照。【百草成药】《史记·补三皇本纪》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反映了我国医学及药学起源的历史。当然，这里的“神农”实应释为无数的初民。百草成药，以治百病，构成我国医学及药学的传统，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传统的“黄金时代”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传说纷纭杂乱，所谓“三皇五帝”人物纠结，说法不一。近人的梳理钩沉表明，从原始社会直至汉民族形成之前，中华大地上生活着三个主要的部落族团：一是华夏集团（又称河洛集团），主要活动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以北部的黄帝和南部的炎帝为首；二是东夷集团（又称海岱集团），主要活动在黄河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以蚩尤为首，另有少吴氏、高阳氏（颛顼）、有虞氏（舜）等；三是苗蛮集团（江汉集团），主要活动在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甚至更远的地区，以祝融为首。据《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这三大族团之间发生过多次战争，例如，蚩尤与炎帝部落的一支共工间的战争，结果以蚩尤胜利告终；黄帝与蚩尤间的“涿鹿之战”，黄帝获胜；黄帝与炎帝间的“阪泉之战”，最后黄帝获胜，炎帝集团转徙长江流域。从此黄帝集团势力日盛，黄帝成为中原一带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死后，又有混合华夏、东夷两大文化的高阳氏出现，其杰出的首领之一为颛顼。其后，经帝喾、尧、舜、禹而夏、商、周，中国文化的主体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延续、传承下来。对于这个见诸《史记》《汉书》及其他诸子文献的历史统序，在中国历史上占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有其独特的阐释。大约成文于战国时期或稍晚的《礼记·礼运》，提出“大同”与“小康”两种先后相承而又彼此对立的社会模式。前者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原始共产社会，后者是“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的私有制阶级社会。而传说中的大禹时期正处在由“大同”转向“小康”的关键时段。按照儒家的说法，尧、舜、禹三代是“大道之行”的“大同”时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社会实际上是原始共产制的理想化描述，却成为历代儒家津津乐道的“黄金圣世”。《墨子·尚贤》、《孟子·万章》、《尚书·尧典》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父系氏族后期部落联盟首脑尧、舜、禹禅让的记述，那正是“公天下”时代军政首领“公举”、“让贤”的写照。禹因治水有功而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长，他“菲饮食”、“恶衣服”、“卑官室而尽力乎沟洫”，是“大公无私”的民众领袖。但禹以后，情形转变。《史记·夏本纪》说，禹曾举益为继承人；禹死，天下授益。三年以后，益让位于禹子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这里把禅让过渡到世袭描述为一派礼让之风。而《竹书纪年》、《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战国策·燕策-》、《楚辞·天问》等典籍则说，禹死后，启、益争斗激烈，最后启排斥益（或曰诛杀益），方建立起世袭王权。此说似较合理。实际上，这是随着私有制深化发展，部落联盟的军政首长由推举向世袭的转变。大禹传子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启世袭禹的帝位，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从此标志着“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政权“世及”时代来到，特殊的公共权力开始凌驾于社会之上，一系列行政措施应运而生——传说“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实行区域统治；兼并部落的战争风起云涌，所谓“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法律和刑罚订定；“夏后氏官百”，官僚机构已成规模。这都是国家正式君临人间的表现。《史记·夏本纪》和儒、墨等诸子记载是有关夏代的直接记载，因至今尚无可以确信为夏朝都城的考古发掘，故这一朝代仍然带有传说性质。但考之以距今4000年左右而与夏朝年代相当的二里头文化，则可以得见夏文化所达到的实际水平。河南偃卿二里头遗址发现有石斧、石镰、石刀、石铲，以及各种蚌器和骨器，另外还有铜镞、铜锥、铜凿等红铜器及青铜器出土，表明夏代已进入“铜石并用”时期，由此推测，“夏铸九鼎”的传说并非妄论；而铜戈的出土，使夏代“以铜为兵”之说获得实据。二里头宫殿遗址及登封古阳城遗址的出现，则是国家政权建立的旁证。除了心仪尧舜、以上古为黄金时代的历代经师宿儒之外，向来的史学研究都以中国史前史为“传疑时代”，对其历史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其中以“古史辨派”为甚。疑古辨伪的思想发端于唐宋（唐人刘知几《史通》中已有“疑古”“惑经”二篇），大倡于清代朴学，如阎若璩、姚际恒诸家，经晚清崔述等人的发扬，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汉学界的疑古思潮汇合（如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和西方马伯乐的相关论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以顾颉刚等学者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辨派在“疑古”的口号下进行了全新的释古工作，并建立一套古史系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周代以禹为最古，孔子时代以尧、舜为最古，战国时代以黄帝、神农为最古，秦代以三皇为最古，汉代以后则以盘古为最古。这样，几千年来笃信不疑的上古古史系统便属于传说时代，茫然不可信矣。疑古思潮在“狂飙突进”的年代，无疑具有冲决罗网、解放思想的作用，它拨开几千年来的历史迷雾，厘清线索，重建古史，其功甚伟。但是国内外也有人将疑古辨伪推至极端，认为殷墟之前全不可信，这无疑也影响了对中国上古文化史的正确估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固不足信，儒家经师们的牵强附会、以传说为信史固不足道；然而历史传说中自有“历史真实”存在——一方面，虽然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多有附会演义，但它毕竟以远古时代的历史线索作为素材核心，具有部分的“历史影象”。这种口述史学在文字历史出现之前尤为重要，今人所见的上古传说，正是这种口逑历史的文字化。若剔除其中因后人的加入而衍生讹误、互相矛盾的内容，“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再与今天部分原始民族的人类学资料对照参证，便可以考见上古传疑时代的部分遗貌。再将历史考核（文献考索和考古测定）与自然观测（天象观测和历象推算、气象及地质考察）相结合，必将使中国古史系统中的年代断定趋于精确。例如，将岩画、陶绘及甲、金文中的部分象形文字，与文献中有关乐舞材料对研，可得先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大概；将“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传说，与考古所出五谷化石对照，可反映先民初入农业社会的状况。正所谓“疑中有信”。另一方面，上古人物和上古事件的传承流变过程，正好透露出后人对上古的观念和当时当地的种种真实生活。虽然对尧舜禹时的真实生活场景无从可考，但可以通过战国、秦汉人描述尧舜禹的种种情状，窥测到战国、秦汉人的真实生活场景。以历史传说为圣世信史和以历史传说为荒诞无稽，这两种史观都失之偏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以越来越丰富的材料表明，中国上古的历史统序并非全为无稽妄说，“难言之”正在变为“可言之”，新一代的历史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大致说来，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正相当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处于中国文明的前夜。中国历史上有关各项文化发明和事物起源的传说，大都集中在此一时期，这从石器时代考古的丰硕成果中已得到间接证明。不过，中国人历来惯于依圣托祖，黄帝和炎帝就是这一原始时代的人格化，尤其是黄帝成为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之后，许多发明制造，如家耕、熟食、养蚕、衣冠、舟车、弓矢、文字、音律、医学、算数等等，都被说成是黄帝及其亲属部下首创，黄帝遂有“人文初祖”的美誉，被推尊为中华民族的头号文化英雄。人们常称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便是从黄帝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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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鹏 鸣（英文名：彼特peter）1956年生，祖籍：陕西白水。现居北京，从事专业创作与文学研究。已出版有选集、文集、文艺理论、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报告文学等专著多部。部分作品被译成多语种版本。推 荐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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