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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曾刊登于《苏州日报?苏周刊》，作者为记者高琪，今为旧文新读）
诗性复苏的时候到了
1、“诗性教育”是时代的需求
苏周刊：首先祝贺您当选《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2010年度十大文化人物”。您入选的理由是“以诗性矫正教育时代病”。请谈谈什么是“诗性教育”。
柳袁照：作家高晓声十年前曾经提出过“诗性教育”这个概念，但是没有在教育领域系统地提过。系统地提还是我们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第一次是在去年2月28日，中国教育报用一个版的篇幅，提炼出这么一个观点，没想到会得到全国教育界同行的高度认可。我在反思这么一个现象：应该说我们国家是一个诗性的国家，从《诗经》、《楚辞》开始，诗性弥漫着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很多伟人同时也是诗人，比如说诗人太守白居易、苏轼，苏州这个城市、苏州的很多历史古迹都和文人、诗人有关。中国是一个诗性的国度，这种诗性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种文化的氛围中，人们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他们充满激情，充满进取精神，充满美好的情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间，必然有一个矫枉过正的特定时期。比如我们前几年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回头想一想，那个阶段人们可能就过于注重工具理性，在向前疾步迅跑的时候，可能把我们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当我们站定脚步回头看的时候，会有深刻的反思。从前两年开始，不仅在教育界，对我们国家来说，诗性复苏的时候到了。朗诵诗、写诗近年来好像又成了时尚，这不是偶然的。
苏周刊：在《中国教育报》年度十大文化人物的名单中，只有您一位中学校长，也几乎是唯一专职从事基础教育的，这个名单中的大部分人，比如作家张炜、词作家谷建芬、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画家吴冠中等，都是有相当的文化影响力的人物。这是否说明，“诗性教育”除了在教育上的意义，还具备重要的文化意义？
柳袁照：2010年底在教育界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人民教育》杂志盘点2010年我国基础教育界发生的事件，记者采取了特殊的视角，搜索了几个“非典型”事件，都是一些看似微小、但是对照我国未来十年的发展纲要对教育的要求，是一些对未来的基础教育会有影响的事件，其中第一件就是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践行“诗性教育”。第二件事是2011年1月2日《中国教育报》文化版公布它评选的2010年度十大人物，其实就是对教育有影响的十大人物。这些人物在中国文化界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我算不了什么，我是苏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校长，我也在想，我为什么能够忝列其中，和吴冠中、叶嘉莹、范敬宜等文化名人一起出现在这个名单中？我只是一个符号，这表明这个时代整个社会呼唤着：我们的教育要有诗性。这时无论是谁，无论是哪个校长提出“诗性教育”这个想法，马上会得到响应。我想是我的观点恰好契合时代的需求。这也是“诗性教育”的意义。
苏周刊：您认为当代教育有哪些弊病，诗性教育又如何对抗这些弊病？
柳袁照：教育的时代病是什么？就是功利倾向，就是工具理性，就是考试领导教育，把人的教育窄化为知识的教育。诗性不是说教，诗性是通过感染别人来启发别人。十中每年举办两次诗会，一是“五四”诗会，一是“十一”诗会。“五四”诗会歌颂青春和理想，“十一”诗会和祖国、民族和责任感相联系。全校师生写诗、朗诵诗，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能够带动大家。《人民教育》的记者白宏太参加了我们学校去年的一场诗歌朗诵会，受到了诗性情绪的感染，他断定：“诗性教育”将会对中国基础教育产生影响。为什么呢？那么多年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太功利了，把人的教育窄化为知识的教育，甚至把知识的教育进一步窄化为应试技能的训练。基础教育，往往是考试引导教育，而不是根据未来对人的需求、人的发展的需求来设置教育的目标，来安排好教育的过程。它是根据考试的要求来引领课堂，引领教学活动，这是本末倒置，是把人工具化的做法。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国基础教育界最权威的一本杂志上，把十中践行的“诗性教育”列为2010年第一件值得记载的事件。最近几年我们国家强调教育家办学，强调校长要成为教育家，核心问题就是校长要懂得教育规律，急功近利的做法是违背教育自身的规律的，也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违背了人的成长的规律。温家宝多次针对教育发表讲话，其中有一句话，是说我们要仰望星空，也就是说要有高尚的情怀，要有理想，要能超脱现实。我把“诗性教育”定位为素质教育校本化实施的一个途径，不是另举一面旗帜。怎么实施素质教育，每个学校都是有个性的，应该有特色化的实施途径；对我们学校来说，“诗性教育”就是我们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这是我对它的定位。
2、让孩子们以诗性情怀对待人生
苏周刊：您想通过“诗性教育”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柳袁照：我们搞“诗性教育”，不是为了让孩子们都能写诗，而是让孩子们在这样一个诗性文化的氛围中，有诗性的情怀，让他以诗性的情怀面对困难，面对挫折，面对未来的人生，面对未来的事业。这些孩子是构建未来社会的主体，如果他们都是有美好情怀的人，那么那个社会是无限美妙的。这是我们搞“诗性教育”的根本意义。有的学校说，我们是培养领袖培养精英的。我一直抱有疑问，基础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人，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具有本真的朴实的良好品性的人。即使是精英是领袖，在这个时代，他首先应该是平民。因此诗性教育的内涵包括三个关键词：本真、唯美、超然。这三个词当中，核心的词是“本真”。这和陶行知所倡导的“学做真人”是一回事。教育和当时的社会要结合起来思考。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很幸运，已经达到前人所达不到的幸福，但是同时也有很多遗憾，比如，当前社会不诚信是很普遍的现象，要治疗时代病，首先要让学生做真人。唯美、超然，是以本真为基础的。
苏周刊：你是否担心，您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能不能适应社会？目前的社会确实有功利至上的倾向。
柳袁照：完全不担心，我培养的目标是本土情怀和国际视野，这样的人才是适应多元化社会的，除了适应社会，还要有自己的东西。为了让孩子适应社会而教他一些不该教的东西，这真是社会的悲哀，这样会使社会走向畸形，走向恶性循环。我们应该让孩子引领未来社会，向光明的美好的方向前进，如果一味适应，可能会把很多消极的东西作为正常的生存技能，那就错了。我们过去经常讲，十年寒窗是为了今后的幸福，这句话错了，我们要为孩子的未来负责，同样也要为当下负责，青少年时期、学生时代是人生重要的部分，不能牺牲这个阶段为另一个阶段服务，要为当下的幸福负责，他们现在的生活就应该是美好的，充满理想。
苏周刊：诗性教育会不会和应试教育的大环境矛盾？
柳袁照：完全不矛盾。高考制度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如果高中教育的目标是100分，完成高考仅仅只是60分，如果高考都没有做好，那就不及格了，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倡诗性教育，是希望能得到80分、90分、满分。应对高考是对学生当下和未来负责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不容思考的，我们应该做好，只是我们心中还有比高考更重要的东西。现在问题是，很多人把高考作为唯一目标，忘掉了还有更重要的事。
苏周刊：诗性教育可以被推广吗？您其实是在十中做了一个教育实验？
柳袁照：我们十中的诗性教育已经存在于我们日常教育、教学、生活当中，不仅仅存在于现在，在百年历史当中，诗性教育的元素早就存在了。诗性教育也不是十中的专利，事实上不少学校的日常教育中，也有诗性教育的元素，只是我们没有自觉地意识到。
2011年1月2日，《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评选出“2010年度十大文化人物”，江苏省苏州十中校长柳袁照当选，和张炜、谷建芬、叶嘉莹、吴冠中、范敬宜等一起出现在名单上。柳袁照的入选理由是“以诗性矫正教育时代病”。
“诗性教育”2010年频繁地出现在教育媒体上，诗人校长柳袁照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中国教育病了，大家都知道。人们从教育体制和社会问题中究其源头，然而怎么办，往往束手无策。“诗性教育”打开了一扇窗，让人眼前一亮。类似的想法曾经有文化界人士提出过，但是无人知道如何实践。柳袁照不仅提出了“诗性教育”，还在苏州十中践行了他的理念。或者说，在总结出“诗性教育”的时候，早已在践行。有人认为，“诗性教育”或许为解决钱学森之问提供了一条途径。
诗人校长，对柳袁照来说，不仅是身兼诗人和校长两重角色，更重要的是，他以诗人的情怀做校长，以对教育的思考入诗，并从中悟出了“诗性教育”。写诗时他也更重视诗歌表达心灵、沟通心灵的作用。他和学生一起写诗、朗诵诗，学生们叫他“照哥”。
几年前，他以诗坛新人的面貌出现，几乎一鸣惊人，这些年来柳袁照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近百首诗歌。2010年，诗人柳袁照获得苏州市首届“张浦杯”诗歌奖一等奖。 《柳袁照诗选》也在201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其实那是一个从中学时代就潜伏在心中的诗人苏醒了。柳袁照说，从14岁开始，他读诗写诗，一度痴迷，虽然没有发表过。是十中校园培育了他青春年华的诗情，当中年柳袁照回到这里当校长，重新被校园唤起诗心，他写的第一首诗是《风景》：
过去的我是一只不疲倦的鸟
一朝醒来我突然变成了一棵树
一棵再也不走/再也不顾盼
再也不漂泊
再也不浪漫的树
从鸟变成树
是一种痛苦
一种失落
一种悔悟
是与天地的默契
也许我会天长地久地站成一块化石
也许我会站成一道风景
这首诗或许可以让人想到：柳袁照飞回十中，在那座“最中国”的校园里，站成一棵树，还准备站成一块化石，站成一道风景。
3、“最中国”的学校不是苏州十中的专利
苏周刊：苏州十中被称为“最中国的学校”，您还有一本书叫《我在最中国的学校》，为什么称为“最中国”？
柳袁照：我们十中已经有105年历史了，我当校长九年。 2006年百年校庆，此前我们准备了五年，把校园修旧如旧。这其实是重新认可和回归我们教育的传统，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我们梳理了学校历史，梳理了振华的文化精神。校庆是个契机，当我们把这个校园、把这所百年老校的文化精神又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很惊讶，感到这个学校太像中国的学校了。 2008年1月，《人民教育》的记者来苏州采访教育现代化，发现了十中，他们很欣喜，回去以后就写了长篇通讯《最中国的学校》。当时受到很多质疑。很多声音认为，这样的学校就是“最中国”吗？有点亭台楼阁，有点苏州园林的元素就是“最中国”的学校吗？在一些全国性会议上，有很多校长直截了当跟我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些语文老师认为，这是个病句。我告诉他们，这是诗的语言。
苏周刊：您怎么回答那些质疑？这个“最中国”应该不仅是指它拥有最中国的环境，它还拥有“中国”的文化精神？
柳袁照：我告诉他们，校园不仅是学生学习的环境，它本身就是一本书，是学生走进这所学校之后接触的第一本书。我们对待校园，首先让它成为一本书，把学校的百年历史，以学校的名人为线索，把历史张扬在校园中，让校园洋溢爱的、感恩的、智慧的气息；我一直认为，教育不是说教，最高层次的教育是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完成的，我追求这样一种状态。我们还开了校园文化课，我自己上了两年课。我们的一位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学生告诉我，她在哈佛面试的时候，被问到苏州园林的特点，她的答案就是在校园文化课上学到的。开这门课的意义还在于建立一种课程文化，让课堂洋溢着审美，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天人合一的课堂。我很欣赏冯友兰说过的一句话，人的境界有原始的境界，有功利的境界，有道德的境界，有天人合一的境界。我们追求审美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同山里的清泉，自然地流淌。我们的教育往往是修渠，用整齐的驳岸，把泉水引到我们希望它到达的地方去。我把我们的校园文化归纳为十二个字：真水无香，质朴大气，倾听天籁。我跟校长同行讲,“最中国”的学校，主要是看学校是不是体现着中国的文化精神，也就是体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根本。“最中国”的学校不是苏州十中的专利，其实所有的学校都能够成为最中国的，只要坚持中国文化传统，就是最中国的。我们也不能狭隘地理解“最中国”，我觉得它的含义，第一，要坚守本土文化；第二，要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要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理解多元文化，接受多元文化。只有拥有了两个翅膀，孩子们才能飞进未来。一个是本土情怀，一个是国际视野，这是我对“最中国”的阐释。比如说中华文化中的和谐、仁爱的思想，今天在我们学校，如何进行现代化的演绎，贴近时代精神，同时传承我们最宝贵的东西，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让本土文化回归课堂，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爱祖国爱民族首先从爱家乡爱自己的父母老师开始。我们开发了几十本校本教材。当校长多年，我从来没检查过老师的出勤，或者去看人家的备课笔记，我觉得校长的管理，在于他所做的事是不是洋溢着一种文化的气息，向上的气息，靠文化的引领。
4、不要为了成为诗人而写诗
苏周刊：您觉得诗人和校长这两个身份，哪个对您更重要？
柳袁照：我觉得同等重要。我读书的时候数理化成绩也不错，写诗的爱好是在十中受到影响产生的。在28岁之前，我主要只读一种书，就是诗歌。在80年代以前，诗坛是很沉寂的，发表诗歌的刊物没几个。当时《解放军文艺》上的诗歌，我每期都会抄下来。我在大学里有个梦想，想研究杜甫，当时能买到的有关杜甫的书，我全都搜集了。这是个梦想，我搜集了资料但是并没有写，我只是做了个中学老师。做老师的时候，有天晚上看到朱光潜的一本书，书中讲到，写诗会成全一个人，也会毁掉一个人，有的年轻人痴迷写诗，可能会一事无成。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从此再也不看诗歌。 1985年到2005年之间，20年我没看过一首当代中国诗坛的诗歌。这个时代的各种流派对我来说是空白。做语文老师，后来到机关，主要写的是公文。在到十中当校长之前，我没写过诗，也没写过散文。我28岁之前写过很多诗，但是都没发表。到这儿来之后我写了一首诗《风景》，“我在美丽的苏州”朗诵会在十中举行的时候朗诵了我那首诗。之后我也把诗歌忘掉了。三年前又开始写诗。
苏周刊：您现在怎么看待年轻时读到的那篇文章？
柳袁照：那是一个前辈对青年的呵护，写诗不能随便作为职业，这是人生中的一种情怀，在年轻的时候，不要为了成为诗人而写诗，要为了一种美好的情怀而写诗。我想朱光潜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意思。写诗是要天赋的，如果天天写诗，忘了人生的目标，忘了自己的职业，可能会一事无成，这是对的。我还是要感谢他。如果不是那句话唤醒我，我可能会为此耗费时光，写诗也达不到今天的高度。虽然二十年中我不写诗，但是诗还潜伏在我心里，我带着这种诗性走过山走过水，突然之间在山顶上看见阳光，我的诗性苏醒了。假如没有早期的对诗歌的爱好，今天的校园无论怎样有诗意可能对我也没用。所以从这点来讲，青少年时期培养一点诗人的情怀是何等的重要！
5、中学校园应该是最有诗意的地方
苏周刊：是校园触发了您的创造力？
柳袁照：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我写了三年，最初的时候，我放任自己的想象，放任语言的奔流，我不在乎形式。过去我认为诗歌是诗人自己的事，只是表达自我。现在我的想法已经变了，我现在感觉到诗歌不仅是自己的事，诗歌不能成为诗人自我欣赏的东西，我现在开始走向圆融，通俗，哪怕诗歌圈子认为这不是最好的作品，没有探索性，这都无关紧要，我把情感表达出来，传递给别人，已经足够了。《人民文学》用了我一组诗，我告诉编辑，我很惭愧，不知天高地厚，我已经20年没有写过诗也没有读过诗了。他说，对你来说，20年没接触诗歌可能是件幸事，你没有受到诗歌时代病的影响。这三年中，我一边写诗一边补课，一边写一边阅读，但是那些诗歌已经不会影响我了。
苏周刊：您为十中写过许多诗和散文，可不可以说，十中是您灵感的源泉？
柳袁照：是的，比如《西花园》、《瑞云峰》，还有不少为孩子们写的诗。思考教育和写诗，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同步的。我游历的地方很多，见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会引发我对教育的思考。四川地震后我到都江堰去，看见都江堰的鱼嘴丝毫未受地震影响，而周围很多东西都倒塌了。渠主要采取疏导的办法，这让我想到，有些事情是不能靠筑堤坝的，是要疏导的。孩子们有些想法，有些缺点错误，是要让它们存在的，堵不住反而会倒塌。在澳大利亚看到森林火灾之后的遗迹。当地政府规定，森林火灾之后的枯木不许搬离现场，保持着原始的状态。这让我想到，教育也要回归自然，不能过多地人工斧凿。龚自珍当年就写过《病梅馆记》，让孩子们成为“病梅”，这是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端。现在很多老师和家长把孩子最可贵的创造的冲动扼杀了，更多的事情是母亲做的，让孩子整天弹琴、背唐诗，孩子提出稀奇古怪的问题认为他出了问题。最怕的是懂一点教育但是又不真正懂。
外界对我们学校的评价，一个是最中国的学校，一个是诗性教育，本人很荣幸，被称为诗人校长。这是件很悲哀的事，历史上我们有那么多文人太守、诗人太守，现在教育领域，在最应该有诗情的校园里，应该校长、老师都是有诗情的。一个普通的会写诗的校长会被教育媒体这样地认同，说明这样的人太少了。中学校园应该是最有诗意的地方。我还有一句话，校园应该是裸露孩子们灵魂的地方。如果孩子们在校园里都不能裸露灵魂，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高 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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